复活：从传承往日情怀到理解时代文化

　　“火凤凰”因文学批评而诞生，又因文学批评而复活。凤凰的涅槃和先锋意象，本身就该是文学批评应有的题中之意，对于文学批评的传承，本身就是“火凤凰”的精神。

　　20年前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郜元宝、张新颖、薛毅、罗岗等一批青年批评家脱颖而出，这些青年批评家在日后学术领域都取得了骄人成绩。“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 这套丛书的主编陈思和曾这样评价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

　　提起当年挑选进入《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作者标准，陈思和这样说，“我看重的是批评家的风格。当时这些青年批评家大都是大学教师、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具有较好的中西文化素养。而他们的文体都不同，都有各自批评的风格，比如复旦大学的青年教师郜元宝，他研究海德格尔，文风非常怪，而青年博士生张新颖对当代作家充满感性的评价，也充分显示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现实中遭遇的困惑和反抗。批评要有个人的风格，我希望‘火凤凰’每一本书都不一样。”

　　在新世纪，这份希望同样呼唤“新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出现。2015年“火凤凰”再出发，推出第二辑《新批评文丛》。金理、黄平、张定浩、黄德海，四位青年批评家都出生于1980年前后，身上同样来自“火凤凰”的师承——上一代作者名单中的陈思和、张新颖分别是他们的老师，同样“传承”了上一代“凤凰”的“风格各异”。

　　陈思和说这四个年轻人“都有强烈的人格，都是用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投射到文字中去的知识分子”，而张新颖认为，第二辑新批评文丛的四个人最大特点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他们那么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好的，我不赞同把他们定位成80后的代际批评家。好的批评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不能做批评的代际比较，而应个体比个体，因为对文学来说，个人远比时代重要。”

　　然而在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可能已经不是一个朝阳事业，老一代批评家陈德培觉得这一代青年批评家有一种孤独的宿命，“这个时代没有交锋，没有流派，放眼望去中国的众多学者教授，你一个山头，我一个山头，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成长是非常难的。”

　　而今青年批评家的困境，陈思和认为在于“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而第二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几个青年学者，试图结束这种分裂的状态。他们看到市场的力量，也将目光投向了同时代的生活情景。

　　■ 观点

　　文学现象“倒逼”文学批评

　　黄平：郭敬明也好，韩寒也好，还是面向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生活在写作，我们当然可以不认可郭敬明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或者怀疑韩寒那种愤青式的“在路上”的生活，但是这种直面生活的作家，在不同时代都是很有写作市场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路遥和90年代的王小波。同样，这些在不同时代拥有巨大粉丝数的作家，文学批评都不得不“被迫”正视他们。他们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倒逼”了文学批评的重视。

　　现在中国基本上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乡土了，面对这个时代大背景的转型，文学批评家必然会遭遇困惑。上一代的作家和批评家，有的都是乡土经验，包括贾平凹、莫言和阎连科，就算是城市作家，有的也是知青情结或者边疆情结，像是王安忆和张炜等，城市对他们来说一个负面的存在。但到了中国的80后一代，才终于是城镇化建设开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人，而文学话语权的更迭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分不开。我们对城市是有情感的，我们的审美情趣必然会影响新一代文学观念。都市文学将来肯定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这是毫无悬念的事情。

　　为什么70后批评家没有成长起来？

　　陈思和：为什么70后批评家没有成长起来？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基本都是五六十年代生人，他们当时的成长环境中，学院体制还不那么严格，到了70后的成长期，也就是90年代，他们进入大学，开始了思想养成最重要的阶段，此时却已经逐渐进入了学院体制约束越来越强化的年代，这些70后们完全被纠缠在一堆量化的评估表格中，等他们30来岁进入高校工作，又陷入了一堆评级、评奖、课题申报的苦海里，他们的思想经过无数轮审查后才“结果”，慢慢地这些人对社会的敏感性就完全丧失了。70后这一代人，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很可惜，不是他们不好，而是说他们没有在翻天覆地的社会转型期有足以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代表作。

　　为什么80后这批人就能成长？你要知道，他们成长的时代，市场经济已经做大了，这批作家和批评家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得益于《萌芽》杂志和“新概念作文大赛”，而后两者就是走市场的文化活动。当时搞“新概念”也是我提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陈规，搞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希望推出先锋。但是很遗憾，还没有等到这些新生力量形成，商品经济浪潮就把他们包围了，郭敬明的例子就很典型。但是，我认为这些新生代还是好的，因为他们走向了市场。走向市场，可能会让这些新生力量成为牺牲品，但同样也造就了一些在市场这个大浪潮里形成清醒认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而我们关在学院里做研究的人还搞不清楚市场是怎么回事呢。

　　每一代人的作品都需要人去阐释

　　金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批评家能够出来发声，是拜“80后”这个称谓所赐，最早这个称谓是给作家的，我们这些做文学批评的其实是分享了这个光环以及它所辐射的力量。两三年前我记得媒体还掀起过一阵议论——为什么80后出不了批评家？结果就这两三年时间，我们的批评集都陆续出来了。而我们出来以后，很多人质疑我们的文学评论对象——郭敬明、韩寒的文章真的那么好吗？值得你们去评论？但我觉得，每一代人的作品都需要人去阐释，如果我们80后作家都不去关注他们，那这一代作家就又会和70后部分作家那样，就这么淹没下去了。

　　这个时代，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很难有一个严格的界限。郭敬明的写作就一定是通俗文学吗？他有一个“文学帝国”，版图很复杂，这个帝国可能会自我孕育出一种攻击传统的力量。我有一次看郭敬明主办的《文艺风尚》杂志，看见杂志这一页是宣扬“小时代”式物欲生活的文章，你看这一页会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完全被资本所掌控，但是翻过来这一页，居然是一篇科幻小说，讨论如何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结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两篇文章如果按照我们从前的批评体系来看，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现在却可以内化于郭敬明的文学版图之下。按照以往理解，他是被“资本”招安的人，但是我比较喜欢用“借水行舟”这样的词，如郭敬明这样的80后作家群，他们是很有头脑的，完全有可能在个人的先锋探索和商业热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去驾驭自己的文学理想。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