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播与激荡，阅读之旅在继续

　　1991年，桂冠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做了一场演讲，美国桂冠诗人的工作职责是向国会图书馆提供建议，布罗茨基提了一个“不温和的建议”。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个建议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但倾注了他对诗歌的全部热情。

　　布罗茨基说：“在一个人口两亿五千万的国家，一本两美元的美国诗歌选集可以卖到五千万册，也许不会很快卖光，但能长销，卖上十来年，便能全部卖出去。书籍找到了自己的读者。如果卖不出去，那就让它们躺在那里好了，落满尘土，腐烂分解。总会有一个孩子，他将在垃圾堆里拣起一本书来。我就曾是这样一个孩子，如果我本人的例子有任何价值的话。”

　　布罗茨基说的，是诗歌世界的一条秘密甬道。通过阅读，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诗人的能量在这个王国里互相流通。布罗茨基从奥登、茨维塔耶娃处获得的，又通过这条甬道流布到其他地方，比如中国。本文的采访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样本库，你将看到布罗茨基的阅读，如何在中国导向一个小径分叉的花园，又得到怎样不同的激荡。这种激荡我们相信只要有阅读存在，便还会继续。

　　两首悼亡挽歌

　　对诗人的怀想

　　1996年春节，胡续冬回南方老家过年，当时他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中文系的师兄臧棣给他打电话通报布罗茨基的死讯，一下让他觉得特别沉痛。“可见当时布罗茨基对一圈人的影响力，仿佛部落里一个长老或者祭司挂了一样。”在那个春节，他写了一首悼念布罗茨基的诗《约瑟夫·布罗茨基死在一台红色电话机上》，在诗的末尾，他写道：“从这片幽灵与记忆的无形混合物中/伸出一支状如哥特拱顶的笔，在寄往寂静天空的信笺上写下：/‘一个俄罗斯人死在冒牌天堂——美国，一个 /北京的朋友把这消息告诉了南方大雪中的我。’”

　　诗人、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胡续冬，最早读到布罗茨基是在1994年，漓江版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完全被他的诗，以及他的《文明之子》、《奥登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等散文所震撼。布罗茨基诗歌里那种雄辩的腔调、深厚的互文背景、冷峻的姿态、繁复的技艺、硬朗的词语都对我有很大的冲击，改变了我单一的抒情诗阅读口味。”

　　布罗茨基的逝世令另一位远在香港的诗人、翻译家黄灿然震惊。三天里，黄灿然写出了《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哀歌》，开篇就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睡着了。他在梦中睡着了：从梦的尽头/传来喉咙清晰的哽塞声。天使们展开安静的翅膀；天国的门/悄悄打开。”写挽歌是诗人致敬的一种方式，“约瑟夫·布罗茨基睡着了”——这是对布罗茨基的成名之作《挽约翰·邓恩》的第一句“约翰·邓恩睡熟了”的一种追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黄灿然最初读到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是从图书馆借的英文原版书，并不是太喜欢，“感到他蛮傲慢的。”但是后面逐渐深入阅读、翻译，也随着自己诗歌写作的逐渐展开，渐渐读出他的好，对布罗茨基的感受也渐渐不同，开始有了崇敬。

　　布罗茨基的散文集《小于一》陪伴了黄灿然二十多年的时间。在去年的中文版《小于一》译后记中，黄灿然说：“这二十多年来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我应该译这本书。”黄灿然着迷这本书的语调——克制，以及由自信所带来的谦逊，以及真知灼见。

　　翻译这本书的两三年间，黄灿然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离婚、父亲逝世、卖房子、搬家、从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岗位上辞职，再从香港迁居深圳。漫长的翻译和校对工作中，黄灿然说是布罗茨基陪他度过这些艰难时刻。

　　诗歌藏宝图

　　流转于心有戚戚者

　　就在这个月，《小于一》的散文姊妹篇《悲伤与理智》面世。翻译《悲伤与理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布罗茨基研究专家刘文飞。上世纪90年代初，还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文飞，决定以布罗茨基为题做博士论文，题目是《诗歌漂流瓶：布罗茨基与俄语诗歌传统》。刘文飞说当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俄语诗歌，在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普希金之后，他想借助研究一位当代大诗人转入对于现当代俄语诗歌的研究。“当时布罗茨基刚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可关于他的译介始终不太充分，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所谓‘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的熟人’，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局面。”之后，刘文飞翻译、编选了《文明的孩子》，这是继《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之后又一个布罗茨基的重要文本。

　　诗歌的流转和播种是一个充满意外和惊喜的旅途。2000年，在西安钟楼附近的一家新华书店的偏僻角落，还在上大一的胡桑淘到了刘文飞翻译的布罗茨基随笔集《文明的孩子》。“之前高中在老家一个小镇，就特别喜欢读白银时代的诗，可是根本找不到太多的资料。那时候还没有网络，只能读到布罗茨基的诺奖演说。这本《文明之子》让我更深入地认识了何为白银时代的诗歌精神，尤其是里面关于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三篇，让我辨认清楚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声音——那种带着爱、恐惧、记忆和希望的声音。”如今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同时也写诗、从事翻译的胡桑回忆，正是在这本书里，他发现了一张“布罗茨基诗歌藏宝图”。这张地图夹在文章《怎样阅读一本书》中，上面画着布罗茨基罗列的诗人，那是他心中的诗歌史，也是按母语进行地质勘探与划分的世界诗歌矿藏，“当我在诗歌荒野行走的时候，这篇文章一直是我阅读的索引图。”

　　而布罗茨基的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则是诗人、河北大学教授雷武铃给“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学生指定的必读书。采访他时，他刚刚下课，巧得很，课上分析的就是布罗茨基的《挽约翰·邓恩》。雷武铃很喜欢布罗茨基，1991年《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刚出版时他就买了一本，“书翻得都散页了，还请人重新装订了一次，装订得跟新的一样。”雷武铃说后来能找到布罗茨基的英文诗集，散文集——先是从图书馆复印，然后是买原版书。“复印本有点像走私货，后面就跟买装备升级一样。而且几乎每一次开外国诗歌课，都会讲到布罗茨基。”

　　更深的精神意义

　　期待逐层发现

　　“布罗茨基可算是八九十年代到世纪初写诗的中国诗人最敬仰的外国诗人之一了。”在雷武铃看来，布罗茨基对在社会主义时代成长的中国诗人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意义。但雷武铃同时也觉得，布罗茨基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基本上是非实践性的。“他是一个抒情诗人，语言非常漂亮；但作为诗人，总让人觉得他没有中心思想，并非那种有坚定核心的开创性诗人。”

　　而胡续冬说自己发现了布罗茨基身边现实诗歌“场域”的运作方式。“这帮人其实真的就是一个朋友圈，他们互相引证、互相评论，看一个人的东西的时候常常另一个人的声音会乱入进来。他们其实自觉不自觉地在建构一个所谓‘世界诗歌’的秩序。”

　　“在今天看来，我既尊重这种建立‘诗歌共同体’的雄心，但也越来越怀疑这种想象中的‘世界诗歌版图’各种包含了各种语言的、文化的、地缘政治的遮蔽机制。”胡续冬举例，《悲伤与理智》中收录了布罗茨基写的一首与巴西有关的诗，布罗茨基在诗里写：“到里约来吧，哦，到里约来吧。/这是地地道道的第三世界国家，所以他们依然/沉迷于塞壬，读着托洛茨基和切·格瓦拉；/迟钝依然可让他们免遭导弹的惊吓。”“这首诗让我看到了一种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胡续冬说，“年轻时我欣赏布罗茨基的冷傲，现在我认为他的冷傲里其实包含了某些文化立场上的冷漠，是需要反省的。”

　　而黄灿然则期待布罗茨基诗集的面世。在《悲伤与理智》出版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将会推出布罗茨基的诗集，黄灿然觉得对布罗茨基整体性的评价需要在较为完整的译介之后才能进行，“散文现在都已经翻译了，但现在能看到的诗歌太有限，还需要时间来慢慢做出判断。”

　　■ 出版路线

　　●布罗茨基本人的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漓江出版社出版，王希苏、常晖译，1990年。

　　●《现代国际诗坛》（第一辑，198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上有布罗茨基专辑，赵毅衡、唐荫孙等译，多数诗《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未收入。

　　●黄灿然译有《约瑟夫·布罗茨基：诗四十一首》，“译诗小丛书”第一种，“副本”自印，2009年。

　　●布罗茨基随笔集《文明的孩子》，刘文飞翻译、编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1999年。

　　●《布罗茨基谈话录》，即与俄罗斯文化史学家沃尔科夫的谈话，马海甸、刘文飞、陈方合译，东方出版社出版，2008年。

　　●《布罗茨基传》，列夫·洛谢夫著，刘文飞译，东方出版社出版，2009年。

　　●《小于一》，黄灿然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4年。

　　●《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5年。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