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布罗茨基的散文法则(1)

　　在有关茨维塔耶娃散文的评论《诗人与散文》中，布罗茨基以惯有的毋庸置疑的口吻比较了诗歌和散文的高下：“平等的概念，不是艺术本质固有的，而任何文人的思想，都是等级制的。在这个等级制内部，诗歌占据着比散文高的地位，而诗人在原则上高于散文家。”布罗茨基堪称缪斯最坚定的拥趸，许多次似乎是担心读者的粗心淡忘了他的告诫，在不同的文章里，他反复宣称：“诗歌是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而多少有些名气的散文作家，在他看来都交过诗歌学费——在早年他们多半写过诗，而且至少在行文的简洁和和谐方面受益。

　　不过悖论的是，布罗茨基自己的散文却大有跃升其诗歌的趋势。在中国，当诗人们聚在一起赞不绝口地谈论布罗茨基的时候，通常都是在谈论他的散文，准确地说是在谈论刘文飞翻译的布氏的十篇文章，它们在1999年以《文明的孩子》之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虽然早在1990年漓江出版社就出过以诗为主的布罗茨基诗文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但中国的诗人们对布罗茨基的诗明显缺乏热情，至少远没有对他的散文那样的热情，对他的诗，人们似乎并不十分熟悉，但是谈到他的散文，不少中国诗人甚至随口可以引述几段。也许是因为诗歌的翻译更难，丧失的东西更多，更大的可能则是布罗茨基的散文太出色了，以至于使他的诗歌相形见绌。

　　这当然是布罗茨基自己不愿看到的，可是在写作中令人遗憾的事太多了，写作者的愿望很难和自己的期望完全吻合，哪怕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这样级别的作家有时也很难幸免。

　　中央编译版的《文明的孩子》收录布罗茨基十篇文章，均属布氏散文中的精品，包括五篇分别评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奥登和弗罗斯特的诗学文章，也包括备受赞誉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这些文章正如库切评论的那样，成为布罗茨基压箱底儿的文章。它们十几年来在中文世界不断盘旋，既持续抬升着布罗茨基的声誉，也使整个中文世界对布罗茨基的散文形成一种饥饿感。当《小于一》中文全译本去年下半年出版时引起轰动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久前布罗茨基另一本重要散文集《悲伤与理智》也出版了中文全译本，两本散文集，共收录39篇文章，译成中文总计有67万字。至此，布罗茨基的散文在中文世界终于完整面世，而我们也可以就此对布罗茨基的散文创作做一个全面的观察。

　　一个散文作家可以从诗歌中学到什么？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诗人散文家这一标签几乎是品质的保证。波德莱尔、兰波、瓦雷里、庞德、艾略特、里尔克、佩索阿、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我们可以举出一长串在散文创作方面同样享有盛誉的诗人，而布罗茨基显然是这一行列中最年轻的一员。

　　人们通常笼统地认为诗人是更严谨更敏感的语言艺术家，他们从事散文创作自然差不了。在布罗茨基之前，认真比较过诗歌和散文优劣的大概只有瓦雷里，他曾在《诗与抽象思维》一文中将诗歌与散文的差别比作舞蹈和散步。

　　总的来说，布罗茨基继承了瓦雷里的思想，只是布氏的表述更加周全（尽管可能不如瓦雷里精妙），其思考主要体现在《诗人与散文》一文中。同时，布罗茨基也在散文创作上倾注了比瓦雷里更多的热情，以尝试如何将舞蹈的因素植入散步的脚步，其结果则是数篇众口赞誉的文章，但在另一些不那么出色的文章里，我们也看见另一位步伐杂乱的散步者，他左顾右盼似乎找不到方向。

　　《诗人与散文》是布罗茨基为茨维塔耶娃散文英译本撰写的导言，因为布氏自己在散文创作上也投入巨大精力，许多时候，文中论述也像是布氏的自况。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此文中找寻布罗茨基写作散文的秘密之径。尽管在文中，他首先把散文放在较低的位置，但很快他也为诗人从事散文写作辩护，诗人“只是在理论上可以在不需要写散文的情况下做诗人”，也就是说，写散文几乎是诗人必然的一个副业。

　　首先，散文写作有时也是一个正当的写作冲动，再者，有些题材只能以散文来处理，布罗茨基列举了如下几种：一部涉及超过三个人物的叙述作品，对历史主题的省思，对童年往事的追忆。在列举这些题材时，布罗茨基肯定想到了自己的某些散文作品——描述他早年生活的《小于一》和《战利品》，回忆他父母亲的《一个半房间》，回忆并怀念诗友奥登和斯彭德的《取悦一个影子》和《悼斯蒂芬·斯彭德》。

　　如果说散文写作对诗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只能是如何将它们写得更好，或者说为什么诗人的散文总要出色一些，就像布罗茨基说的那样，“谁也不知道诗人转写散文给诗歌带来了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也即散文因此大受裨益。”

　　同样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布罗茨基的散文显然也是大受裨益的产物。我们继续从《诗人与散文》中寻找蛛丝马迹，关于一位散文作家可以从诗歌中学到什么？布罗茨基列举了几点：依赖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特殊重力；专注的思考；对不言而喻的东西的省略；高涨的情绪中所隐藏的危险。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只要你足够熟悉布罗茨基的散文，你就知道这绝对是他的肺腑之言，这几点在他的散文写作中都有清晰体现。

　　反抗这庸常的逻辑链条

　　首先，“依赖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特殊重力”是典型的繁殖式的诗歌写作方式，任何写作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一个个句子的累加构成，每一句话都需要某种延续，延续的方式有很多种——逻辑上的、语音上的、语法上的、节奏上的等等。一般的散文写作，句子和句子之间的纽带主要是逻辑链条，句子在情节的河道内一泻而下，在开篇时如果你处在逻辑链条的上段，那么行将结束时，你就会在其链条的尾段，这正如瓦雷里所说的散步——你从起点往终点一步步走来。

　　诗的写作则从根本上是反抗这庸常的逻辑链条的，它始终对新奇有一份热情，它反抗的主要方式，则是通过音调的牵引组织词语，诗人多半借助音调的触手寻找下一个词语和句子，而陌生的新奇的意义正附着其上。也是这个原因，布罗茨基在他的诗学随笔里经常会从各个角度涉及诗歌中音调的问题，而且通常这些议论都极为精彩，正是在这里布罗茨基显露出行家里手的本色。

　　相形之下，虽然在论及政治、历史，乃至小说的文章中（如《论独裁》、《空中灾难》、《一件收藏》、《向马克·奥勒留致敬》诸篇），他的语言保持了惯常的敏感，但是到底显得有点语焉不详，在那些方面他还算不上行家，相关的积累也远不如诗学上的。用语言之美引导意义，是特别好的写作状态，但如果语言之美过于超前于意义本身（甩得太开），那么这样的文章总体上也只能流于美文的窠臼了。

　　收音机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拿出一台短波收音机，让我欣喜若狂……仰仗这台褐色的、像旧皮鞋一般锃亮的“飞利浦”收音机，我第一次听到英语，第一次踏进爵士乐的万神殿。在我们十二岁的时候，挂在我们嘴边的那些德国名称开始渐渐地被这样一些人名所替代，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埃林顿、艾拉·菲茨杰拉德、克里夫特·布朗、斯德内·贝切特、迪安戈·瑞因哈德和查理·帕克。我记得，甚至连我们的步态都发生了某种变化；我们那高度压抑的俄国骨架中的各个关节也开始“摇摆”起来。看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我并非唯一懂得如何很好使用那两英尺普通金属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