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俄罗斯视角”的俄法战争

　　2009年，一部出自伦敦政经学院教授、《剑桥俄国史》第二卷主编多米尼克·利芬之手的历史著作《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在学界乃至读者间引发了热议。它顺利入围达夫·库珀奖小名单，与乔纳森·萨姆欣《分裂的王室：百年战争第三卷》共享当年的沃尔夫森历史奖。致力于俄国史科普写作的蒙蒂菲奥里、菲格斯也对其赞赏有加，称其“令人手不释卷”，堪称“不朽之作”。

　　俄罗斯视角的1812

　　为何需要重述俄法两国间史诗性的战争？表面看来，1799-1815年间的俄法斗争，尤其是1812年法军入侵俄国的惨败，是每一位撰写拿破仑时代通史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题材。梯也尔、许凯、钱德勒等历史学家无不对其施以浓墨重彩的描绘，而在史学界之外，司汤达、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作家，克劳塞维茨、若米尼这样的经典战略家也一再诠释1812年的战事。得益于语言优势和法国档案文献的开放，直至冷战结束前，绝大部分西方记载依然是从法国视角观察法俄战争，它们通常会强调拿破仑的错误、冬季的威力和大军团官兵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但最终的事态拼图上缺失另一半，俄国的领导者、军人、平民都成为至关重要却缺乏人类特性的探险背景——在《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的序章中，西方学界的上述缺失得到了相当详尽的阐述与分析。

　　作为俄军中将、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约翰·冯·利芬的后裔，掌握俄法德英四门语言的多米尼克·利芬，自然能够利用手中的俄国档案材料与历史记载，在此书第二章“作为大国的俄罗斯”中勾勒出旧制度下俄国的各阶层状况与权力运行机制，为后续的1812年战争相关章节做了良好铺垫。在那些令人热血澎湃的章节里，读者将领会到俄国如何将数以十万计的人员、武器、马匹乃至各类补给从庞大的后方运往前线，又是如何将几乎从未见过世面的农民转化为令对手也赞赏有加的士兵。利芬为我们描绘出生气勃勃的俄国人物群像，书写引人入胜的外交、行政、军事决策——倘若没有这些，俄罗斯的庞大潜能便无从发挥。不过，利芬并非孤军奋战，俄国历史学家们的努力替他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与许多欧美人士的固有想法相异，俄国历史学家、尤其是军事史学家对拿破仑时代的研究并不浅薄，早在亚历山大一世与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作为战争目击者乃至亲历者的布图尔林与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便完成了书写1812年历史、乃至亚历山大与拿破仑整部对抗史的伟业。接过他衣钵、撰写早期法俄对抗史的米柳京不仅日后成为俄国军事改革的核心人物，令军队成为“培育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学校”，其著作在学术上也“无疑占有欧洲历史文献中的荣耀地位”。

　　在他们之后，深受若米尼影响的波格丹诺维奇尽管常被民族主义者诟病，却堪称帝俄时代最为客观、优秀的官方军事史学家。或许是囿于出版商的经济考虑，利芬自己著作中的地图也没有达到波格丹诺维奇的水准。

　　十九世纪末期至一战爆发前夕，俄国总参谋部像它的德国（普鲁士）、法国、奥匈同行那样对拿破仑战争这场恰逢百年纪念的全欧大战倾注了极大热情，不厌其烦地为他们眼中最光荣的“1812年卫国战争”撰写著述，据不完全统计，卫国战争百年庆典至少催生了70卷各类研究著作。此外，俄罗斯帝国的上百个“团”，在同一时期组织编写了堪称卷帙浩繁的各类团史。米柳京的断言最终成真，军队成了“培育俄罗斯国家认同的学校”，而非王朝与皇帝的壁垒，它在世界大战中粉碎了传统与帝国，这些倾注了无数研究者热情、具备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大部分也只能自此束之高阁。

　　继之而来的苏维埃时代对军事史研究而言堪称一波三折。十月革命后的二十年里，“卫国战争”不再被用于描述1812年，各类纪念碑乃至墓地横遭破坏。“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领导人”波克罗夫斯基的观点——“拿破仑的入侵基本上是一种自卫举动”——一度成为主流。各色军人的形象也随着时代政治的变迁时高时低。对库图佐夫的评价，在马克思、恩格斯大体来自德语材料的看法和传统俄国观点间来回徘徊，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后，现实政治的需要、民族主义的复兴和斯大林的亲自定调才让他占据不可侵犯的核心地位。虽然如此，塔尔列、别斯克罗夫内、斯佩兰斯基等人依然完成了视角颇为独到（尽管受到相当限制）的著作，文献整理、战场实地勘察等工作在二战结束后也颇有进展。

　　不过，进入六十年代后，以日林为代表的苏联官方史学家们则将讳败夸胜、个人崇拜乃至歪曲篡改发挥到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都难以想象的地步。作者肆意美化几乎一切与俄国有关的事物，在吹捧“卫国战争”的同时，不断试图正当化战前以夺取芬兰、比萨拉比亚告终的俄瑞、俄土战争，其言辞令人不禁想起为苏芬战争乃至“东方防线”辩白的宣传家。法军的损失、俄军外来将领的失误在这一阶段的著作中被一再夸张，对俄国游击队的战果、俄罗斯人将领的表现则不吝溢美之词。

　　直至苏联解体前夕，随着政治气氛开始宽松、国内外资料逐步开放，尼古拉·特罗伊茨基以其著作《1812，俄罗斯伟大的一年》率先试探了神话，他褒扬苏格兰裔将领巴克莱·德·托利，称其对胜利的贡献不亚于库图佐夫，激烈的争论接踵而至。作者们不再服从于统一的官方口径，一些人全盘照搬英法学者的观点，另一些人则在极端民族主义上越走越远。

　　自1992年开始，每年一度的博罗季诺军事历史博物馆学术会议成为1812年战争研究者的交流场所。较好的资料收集环境与讨论氛围，逐步催生了一批利芬口中“既了解外国学术，将其吸收进本国学术主流，抛弃天真民族主义和对国外偏狭看法，又依然对1812年了解深入，远远超过任何西方学者”的杰出历史学家。安德烈·波波夫对法军德意志、波兰部队和俄国游击战争的研究、弗拉基米尔·泽姆佐夫对拿破仑大军团内部的深入探讨、维克托·别佐托斯内对地缘政治与外交的分析、日莫季科夫兄弟对俄军战术的探究，都在国际学界声名远扬。

　　全方位审视战争过程

　　若《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就此终结于1812年，人们便会发问，难道这本书就是从俄国角度重新讲述一场广为人知的故事吗？幸运的是，读者所得到的比这更多，在全书的十五章正文中，仅有五章与1812年俄法战争直接相关，1813-1814年俄国领导的反法同盟战争则占据了远多于此的篇幅。

　　如前所述，在俄国国内，1812年的俄法战争被视为“第一场卫国战争”，是在俄罗斯民族成型时期留下深刻烙印的标志性事件。帝制时期、苏维埃时期乃至如今，都不乏秉承《战争与和平》主旨，利用这场战争歌颂俄罗斯军人、平民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历史学家。就连利芬这本并不以1812年为唯一重点的著作，其俄文版封面也添上了醒目的1812。对于利芬同样看重的1813-1814年联军反法战事，俄国人不愿过多理会。毕竟正如波格丹诺维奇所述，“自然，俄国无法独自击败拿破仑”，在大众的印象中，俄罗斯人库图佐夫是1812年主角的有力竞争者，而1813-1814年的主角几乎不可能是帝国臣民，更不用说俄罗斯人了。

　　不过，对于利芬家族这样原本效命于俄国皇帝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而言，他们自然无需过分拔高俄罗斯民族主义神话中至关重要的1812年，而1813-1814年由俄国主导，普鲁士、奥地利积极辅助的“德意志解放战争”或“德意志独立战争”，则为多米尼克·利芬这位深谙欧洲外交态势、醉心欧俄关系的历史学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样本，他不必局限于俄国视野，反而能够站在超越俄罗斯一国的位置，细细梳理俄国君主如何“在没有盟友的状况下发起德意志战争，成功获取君主的信任与人民的奉献”。

　　在将近二十年的拿破仑战争中，1813年无疑是最为错综复杂的年头。即便只观察联军方面，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英国、瑞典以及众多德意志小邦间的纠葛就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尽管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对1813年战局不乏真知灼见，波格丹诺维奇的著作更是从书名到内容都令人信服，但仅凭俄国著述显然不能展现德意志独立战争的全景。好在1813年的战争对德意志民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也毫无疑问地成为此后百年间民族主义神话的源泉，催生了浩如烟海的各类书刊。

　　正因为德文资料来源极为丰富，如何从中拣选有价值的材料，自然成了对研究者学术能力的严峻考验，利芬对德文材料的使用堪称典范。德国（普鲁士）、奥匈总参谋部在一战前夕完成的优秀著作受到了充分利用，不同国家历史学者间难免产生的分歧则得到恰当的处理，他甚至在书中如此概括处理原则，“总的来说，相信俄国官方历史赞扬奥军时的话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法则，反过来也是如此。在怀有疑问的时候，弗里德里希（普鲁士总参谋部上校）常常是个极为公平和中立的仲裁者。”

　　此外，十九世纪的俄国还拥有庞大的非俄罗斯人精英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战争，用德文乃至法文写下生动的回忆与著述。书中一再出现的托尔、欧根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汲取了俄文之外的各类著作营养后，利芬得以离开俄罗斯民族立场，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从更高的角度全方位审视俄国击败拿破仑的进程，在第十五章“结论”中得到了与亚历山大近乎一致的看法：“俄国和欧洲的安全是彼此依赖的，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正确。”

　　利芬擅长从历史学家的“上帝视角”进行归纳总结，他自己也曾指出“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大战略、军事行动和外交的研究……是对君王和战争的研究。”然而，作者实在过分谦逊了，书里同样有着丰富的经济、机构建设、军事社会学内容，此外本书对战争中的虫豸视角，乃至人性侧面有着精彩的描述。

　　对于一部讲述史诗性战争的历史书而言，大部分资料无疑源自军人（尤其是职业军官），他们身处惜时如金的军事机器、已在一定程度上被人格化的部队单位中：士兵会死亡，但团就像不死之身一样继续战斗，环境要求军人以镇静乃至冷漠的公文词汇描述千万人的斗争。军官所受的教育引导他们认为，战争是残酷而刺激的游戏，遵循着高贵而恒定的法则——而绝大多数军官也希望他们的下属士兵如此考虑。然而，战争固有的非理性意味着它将时常冲出法则轨道。

　　利芬对这一点知之甚详，他的叙述在令人毛发耸立的庞大伤亡数字和战争整体场景之外，不时引入他竭尽所能发掘的军官个人乃至普通士兵的视角--他的叙事最终大获成功。俄军骑兵“一勺端起”溃退的法军固然堪称宏观上的生动，但拉多日茨基笔下法国士兵在被冻死的那一刻正奋力扯出死马的肝脏，则能让人更深刻地体会两军士兵所经历的苦难。瓦豪苦战最终取胜后，俄军青年参谋们（他们中的不少人日后成为十二月党）在战场上表演法国剧作家拉辛的《费德尔》；堪称俄军偶像的叶尔莫洛夫幸运脱身后当即唱起莫扎特的《唐·乔瓦尼》；巴克莱危难关头娴熟使用法语乃至拉脱维亚文；近卫军士兵帕姆菲尔·纳扎罗夫和亚历山大一同痛哭……这一切都令人体会到书中人物的生气勃勃。若说还有什么欠缺，或许就是平民在这场战争的处境并没有得到详尽描述，也许在这一点上，利芬的自谦之词“本书……是对君王和战争的研究”并不夸张。

　　□吴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