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5:书评周刊·国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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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破万卷从豪言到圭臬

2015年05月3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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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

作者:王宇根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5年1月
进入北宋时期,印刷技术的发展改良使得阅读不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在21世纪的今天,杜甫这联名句早已妇孺皆知,并被人们当成教育孩童“多读书才能写好作文”的要诀(并且是那种被说得最多、但被践行得最少的要诀)。但是实际上在杜甫的时代,由于印刷技术和成本的限制,坐拥万卷书城恐怕是帝王们才能享有的特权,大部分人只能依靠手抄本来进行阅读学习和维系某些典籍的传承,所谓“万卷”,只不过是杜甫又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辞而已。而进入北宋时期,印刷技术的发展改良使得阅读不再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万卷书城也变得不再是遥不可及,印刷文化的兴起直接改变了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也对北宋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无疑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读书破万卷”与印刷术

  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系王宇根副教授的《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就试图从北宋急剧繁荣的印刷文化和黄庭坚坚定并且独特的诗学理念入手,来解答江西诗派诗学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和隐喻: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斧柯、雾豹。在王宇根看来,北宋时期印刷文化的骤然发达,使得人们获得书籍的门槛极大降低,很多士大夫家庭拥有藏书的数量激增;而黄庭坚等北宋晚期诗人认为,如果想要有法可循地提高自身的文学创作水准,对古人作品的大量阅读就成为了必经之途;而印刷出版的兴起正给这种诗学取向提供了生存和可资实现的土壤——“读书破万卷”再也不是书生的一时豪言,而成为通往诗人之路上的圭臬。

  尤其是黄庭坚所推崇的“读书破万卷”的杜甫,更是在北宋被经典化、神圣化,一举确立了其诗圣的地位,“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愈)”,从伪王注、伪苏注,到赵次公注本、黄鹤本、九家集注、集千家注——名目繁多的注疏本也让杜诗的忠实信徒黄庭坚笃信,杜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无一字无来处”,而这也正是基于“读书破万卷”之上,一个新诗人若是想在作诗上有所成就,就必须要熟读古人经典,然后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来形成自己的风格。

  物质文化研究带来的范式更新

  作为学术殿堂中研究传统最为深厚的文学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一度遭遇到某种学术研究上的瓶颈,研究对象日趋微末细琐,研究的广度难以拓展;而彼时肇兴的文化研究彻底将学者们的思路打开。

  文化研究更多地考量研究对象所身处的社会语境和文化环境,文学研究的范式被极大地拓宽和更新,而物质文化(如印刷术、手抄本)也是以比较文学为学术底色的学者最为擅长的论题,仅就王宇根所在的哈佛东亚系中,田晓菲、蔡九迪(Judith Zeitlin)、魏爱莲(Ellen Widmer)、倪健(Christopher M. B. Nugent)等都是研究中国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著名学者,倪健的著作《发于言、载于纸:唐代诗歌的制作与流传》(Manifest in Words, Written on Paper: Producing and Circulating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ina)还获得了2012年的列文森奖,其后更是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有学者甚至撰写了长达75页的书评与其论争。而王宇根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正是倚重了文化研究的方法、旨趣和思路,试图通过对黄庭坚诗学思想的外在社会语境和内在诗学逻辑追本溯源。

  耳熟能详的“缄默的知识”

  《万卷》同时还从黄庭坚最为倾心的一些文学隐喻(斧柯、雾豹)来探讨黄庭坚眼中“一个诗人的自我修养”,其论证过程非常精彩,但是本书还是有相当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本书虽名为“万卷”,乍看起来是希望从北宋图书印刷的角度来探讨文学创作,但书中有近乎三章的内容几乎游离于书题,只有几处偶涉“万卷”,而整本书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也显得颇为散漫,作者侧重了黄庭坚诗学中的某些面向,但除了印刷文化能为黄庭坚及其同时代人践行“万卷”的“诗人养成之路”提供外部可能性以外,作者似乎也未能对书籍印刷和流传对黄庭坚诗歌追求(雾豹)之间的联系做出更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如此看来,如果书名改为《斧柯、雾豹、读书、万卷——黄庭坚和北宋晚期诗学中的阅读与写作》似乎更为妥帖,对于读者来说也更为清晰。

  其次,本书翻译自作者2011年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的英文著作,但美国学界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术著作出版和博士论文写作的要求与中国大陆有较大区别。对于美国学界来说,中国文学算是外国研究,在写作上更重视核心观点的论述和论证;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多在英语世界中不得不详细解释的前提,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缄默的知识”,所以中文学术著作相对更注重细节和考据。近几年引进出版的学术著作,如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在译介过程中,作者都针对国内读者做了论述重点、书写策略和细节讨论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增删和调整。虽然并未一字一句核对《万卷》的中英两版,但从中文版的内容上来看,作者似乎未能在很多细节之处提供更为详实的考据和征引,很多可以引申和发挥的地方,王宇根更为直截和节约地只做了基本的论述,而很多需要补充更多论据和仔细探讨(甚至可以枝蔓性地延展)之处,也被相对简单地几笔代过,所有这些使得本书在某种程度上略显干涩、稍欠“丰腴”。

  然则《万卷》仍不失为一部极具启发性的著作,一方面它秉承了物质文化研究一脉的学术新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看待北宋晚期文学风尚的全新视角,另一方面它也并未堕入文化研究经常“用力过猛”的陷阱之中,一味追索社会语境与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各种影响。《万卷》对黄庭坚及其同时代诗人诗歌写作过程中自我磨练砥砺的深入探究,极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理解北宋时人们的阅读生活与精神世界,从一个历史剖面上,向我们展示了“万卷”在不同时代模糊但却丰盈的文化内涵。伯樵/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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