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与人道视野下的美国战争法史

　　1 战争也要讲底线

　　孟子有云：“《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大概意思是说，春秋时期所发生和《春秋》这本书所记载的战争，基本上都是非正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孔子认为，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诸侯、大夫之间，不应该相互征讨，一旦诉诸武力，“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但绝无道义可言。

　　中国古代的战争，道义先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有的战争檄文，无不是为了论证己方在道义上的正当性：不兴无名之师，不打无义之仗。

　　无独有偶，在西方世界，从《圣经·申命记》到中世纪的神学家，也非常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而且，只要是为了赢得一场正义的战争，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战争手段，比如掠夺敌方的物资、奴役其人民，甚至是洗劫整个城市。

　　但是，以战争目的的正义性为战争手段的残酷性辩护，却会带来一个致命问题：如果双方都坚持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双方都为了自己所谓的正义，而采取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战争手段，就会使战争进入无法控制的恶性循环，一方军队的任何新行动，都会激发另一方的暴力升级。

　　在实际战争中，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当双方都声称自己手握正义时，唯有上帝才是最终的裁决者。而上帝的裁决必须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以战争的胜负来充当正义天平的砝码。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完全无法控制战争的暴力程度和破坏性后果。有鉴于此，18世纪瑞士的一位外交官兼国际法学家瓦特尔提出，应以人道的方式来限制战争的惨烈程度，就算是正义的战争，也不能突破某些人道主义底线，比如不得虐杀战俘，保护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者，尽量让平民远离战火，尽可能地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敌方没收或洗劫。总而言之，人道主义要求交战各方选择最温和的战争手段。

　　2 美国人的战争法则

　　瓦特尔的战争法主张，反映了当时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民族的呼声，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也得到了包括美洲殖民地在内的大西洋两岸的一致认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就向其对手表示，他的军队将履行最崇高的战争准则，保护所有的人道主义权利。他率军跨过特拉华河、取得突袭特伦顿的胜利之后，还颁下命令，禁止手下士兵抢劫任何人，注意保护妇女儿童。华盛顿为了证明新生的美国是与英国平等的文明国家，严格遵守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法则，极力约束大陆军的行为。

　　与华盛顿相比，另一位因军功而入主白宫的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似乎并不那么在意战争中的人道主义限制。早年（1818年）在西属佛罗里达征战时，杰克逊将军曾残酷地对待印第安人及其英国盟友，他虽然因此赢得了战争，但其战争手段，却在国会中引发了美国建国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激烈辩论。反对杰克逊的国会议员，指责他违反传统战争法，希望以此贬损他的名誉，阻止其问鼎白宫。而杰克逊一派，同样利用战争法为自己辩护，认为战争法授权他严酷打击不遵守战争法的印第安人。

　　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人就将印第安人视为非基督教世界的“化外之民”，不受文明社会的战争规则制约和保护。印第安人没有战俘的概念，而且习惯于剥下敌人的头皮当作战利品。这些都是白人们所不能容忍的野蛮行径，也是瓦特尔等人所倡导的人道主义战争法则所禁止的行为。所以，瓦特尔和美国早期的一些法学家，都不承认印第安人的国际法地位。但是，美国政府最初却是利用谈判与条约的形式，来确定自己与印第安人部落之间的关系，将印第安部落视为国中之国。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黑人奴隶身上，由于欧洲历史上不存在黑人奴隶，基督教禁止白人奴役白人，所以瓦特尔等早期国际法学家对奴隶问题论述甚少，只是沿用古代罗马时期的惯例，要求在战争结束后归还奴隶主的奴隶。美国独立战争和1812年英美战争中，英国人曾释放或者带走不少美国黑奴，美国人苦苦追偿，终于在19世纪20年代获得了一定的赔偿。

　　与战争给奴隶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奴隶主更担心的是战争带来的奴隶暴动。美国人一向将奴隶视为私有财产，他们极力主张战争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有财产，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战争人道主义要求。然而，奴隶这种“私有财产”又具有人的属性，一旦他们受到外界的鼓动，起来武装反抗自己的主人，将会造成难以言说的可怕后果。因为白人奴隶主认为，这些黑人奴隶将会像野兽一样的残酷无情，不择手段地对他们采取报复措施，不会有任何人道可言。18世纪90年代海地的奴隶革命就是明证，起义的奴隶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主人，焚烧种植园。在美国境内，奴隶起义杀死奴隶主的例子也不鲜见。所以美国人一直希望避免因为奴隶问题而引发战争，南北双方一再妥协。

　　3 “林肯守则”的诞生

　　内战爆发之初，为了平服南北边界几个州奴隶主的担忧，林肯阻止了手下将领解放奴隶的军事行动。但是，奴隶制的道德污点和社会各界的正义呼声，一直折磨着林肯；战事的不利，也迫使他不得不采取战时特别措施。1862年，他首先公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从次年起释放叛乱地区的黑人奴隶，与此同时，允许黑人当兵入伍，为捍卫联邦和他们的自由而战。

　　但是南方政府认为，林肯此举旨在煽动他们后方的奴隶武装反抗，是一种卑劣无道的战争手段。因为自独立以来，在历次对外战争中，美国政府一直强调，奴隶是私有财产，受战争法律保护。此次南北战争，联邦政府一改往日主张，如此大范围剥夺个人“私有财产”，实属非常之举。为了自圆其说，联邦政府启用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战争权力为自己辩护，认为此次并非对外战争，而是对内平叛，可以剥夺叛乱分子的“财产”。

　　但是美国内战又不仅仅是一场国内平叛战争，战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伤亡之惨重（超过此后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人伤亡的总和），牵涉问题之多，足以使其具备国与国之战的性质。比如，如何对占领区进行军事管制、如何对待和交换战俘、如何识别游击武装、如何管理战时交通，以及休战、投降程序等等，这些都是国际战争法的重要内容。

　　为了应对这种新的战争形势，林肯总统授意军方制定了一套全新的战争守则，1863年春以军令的形式下达全军执行。这份守则共十部分157条，由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德国移民弗朗西斯·利伯主笔起草，后世称之为“林肯守则”。

　　4 战争法与当下世界

　　《林肯守则》虽然是一部法律史著作，不直接涉及当今美国的战争争议。但是读罢此书，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正如作者在全书“序言”中所言，“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争法传统再次陷入争议。有些人认为美国过于尊重国际战争法，有些人则认为美国破坏了国际战争法。维特提出，前者是善意的神话，后者是危险的假说，这两种战争法叙事都有自己的思想背景和政治偏见。他以自己独特的战争法律史叙述证明，美国历史上战争法的作用，既非如此重要，也非这般不堪，战争法的具体作用，取决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林肯的“守则”和“解放宣言”就是最好的例证。

　　维特教授出版这部著作时，正值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150周年；今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书中文版时，又逢林肯遇刺150周年，可谓不无纪念意义。更为有趣的是，这部长达157条的“林肯守则”全文，在清末便已传入中国。1880年，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学生共同翻译的《公法会通》（十卷本）最后一卷便是这部守则。原来，《公法会通》的作者伯伦知理（Bluntschli）与“林肯守则”的起草者弗朗西斯·利伯是极好的朋友。林肯颁布了他起草的守则后，利伯便立即给远在欧洲的伯伦知理寄送了一份守则副本。而伯伦知理则在自己的《公法会通》一书中全文收录了这份守则，并将此书献给“纽约的弗朗西斯·利伯教授”，感谢林肯总统和利伯教授激发了他的写作灵感。

　　伯伦知理的这部书，原为德文，后来很快再版，并出现了法文版，中译本即根据法文、参照德文翻译而成。中文版出版时，距“林肯守则”最初颁布不过十余年，而且由法文转译而来，可见当时中外学术交流，并非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般阻滞。值得注意的是，主持翻译《公法会通》的丁韪良就是美国人。

　　□胡晓进（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