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故乡的汉学家

　　魏安娜教授，退休前一直是丹麦奥胡斯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研究中国文学已逾四十载。因为她，日德兰半岛上的奥胡斯大学成为欧洲汉学的重镇。她曾数次举办关于中国文学的研讨会，邀请国内的作家学者和欧美的汉学家对话；比如2004年，她邀请北岛、杨炼、西川、欧阳昱、于坚等十位汉语诗人来到哥本哈根和奥胡斯，参加“丹中诗歌节”。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魏安娜就一直推动着“中国——北欧”大学之间的合作，推动着丹麦乃至北欧的中国语言文化学习研究和中丹文化交流。前不久，中国的诺奖得主莫言作品《天堂蒜薹之歌》在哥本哈根出版。就此，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了她。

　　一 “坚定有力的东西”

　　去年11月13日，是魏安娜的荣休典礼。不但奥胡斯大学中文专业的师生悉数参加，还有不少人从丹麦的四处赶来，济济一堂。此前，我听一名特别优秀的学生说，她本来学的是人类学，听了安娜关于中国文学的一场报告，出门的那一刻，遂决定改换专业——“你知道，她的个子在丹麦人中并不高，也比较单薄，可是，她站在那里演讲，你能感受到一种坚定有力的东西。”

　　这也是我的感受。安娜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现在回忆起和她打过的无数个照面、每一次交流，印象最深的便是她从容、温和却有力的态度。

　　二 “贵族是保存历史的一种方式”

　　第一次见到安娜之前，听人们说起她，总不忘提到她的贵族身份。“她的姓氏在丹麦非常非常少，一望即知是贵族”，一个学生这样告诉我。可是在一次采访中，安娜说：“如今，丹麦的贵族就是普通公民。和其他丹麦人一样，做着普通的工作，比方说我。”

　　如果不是接受这样的专题采访，安娜从不会提及她的贵族身份。只是她戴在手上的一枚刻有家族纹章的戒指会露出端倪。

　　安娜认为，作为“贵族”，她只是获得了“了解自己的家族的‘特权’——那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过去”，从这个角度看，“贵族的延续成了保存历史的一种方式”。她说，“贵族”的称号带给她的还是一种贡献丹麦社会的责任感，“如果我们的后代能够继续这样做下去，‘贵族’才会持久存在。”

　　三 一把奇特的扇子

　　我问安娜是怎么迷上中国文学的，她笑了。我也会心一笑，问是不是已经被问过很多次，她笑着点头。

　　但她还是把故事很认真地又讲了一遍：“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把扇子上写着许多特别的文字，我看了半天、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文字。这引起了我最初的好奇。后来我知道，这是中文。等我长大了，到哥本哈根大学旁听中文课，中文引起了我越来越大的兴趣。”“当然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距离我们那么遥远的国家，会产生好奇和向往。”她补充说。

　　安娜在哥本哈根大学学的还是传统的“汉学”，老师一个是丹麦人，一个是瑞典人，安娜跟他们学《论语》、《孟子》等先秦的典籍。而安娜后来给她的学生读的，已经以中国现代、当代作品居多了。正是在她这一代人手里，完成了“汉学”（sinology）到“中国学”（Chinese study）的转变。

　　■ 对话

　　不是很喜欢莫言小说

　　新京报：中国当代作家中，你研究余华比较多，除了余华，你还研究过哪些？

　　安娜：我还研究过残雪、格非、韩少功、莫言、刘索拉、陈染，还有高行健。

　　新京报：你对莫言获奖有什么看法？

　　安娜：我知道在中国很多人批评莫言。但是，在中国，有着很深的“士”和“仕”合一的传统，这样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在莫言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而且我认为，还是要看他的作品说话，批评他的人往往并没有读他的作品。

　　新京报：高尔泰就说莫言的作品对苦难视而不见。

　　安娜：我觉得中国人可以批评莫言，特别是高尔泰。但是，对我们西方人来说，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对这种苦难纸上得来、所知甚少。我们就不会从这个角度批评莫言。事实上，莫言的小说在丹麦很受欢迎。特别是最近在哥本哈根翻译出版的《天堂蒜薹之歌》。这本书里面有那么多批判性的内容，人们转而很喜欢。

　　我读莫言的小说比较少。我个人对他的作品不是很喜欢，那些铺陈的句子、繁冗夸张的比喻，让我不太读得下去。

　　通过余华了解当下中国

　　新京报：除了研究中国文学，你还喜欢读哪些作家？

　　安娜：其实很难说，每一段都喜欢过一些作家。

　　但是，你知道的，我特别喜欢卡夫卡，并且对卡夫卡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卡夫卡启发了很多中国作家，当然他们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写作。卡夫卡曾喜欢蒲松龄，对一些中国作家来说，阅读卡夫卡启发了他们以一种先锋的方式重新激活传统的“志怪”题材；对另外一些作家来说，他们从卡夫卡那里看到了“个人的困境”，这是个很重要的主题。

　　还有你刚才提到的卡恩·布里克森（Karen Blixen），我也喜欢。实际上，她是我爷爷奶奶的朋友，我也见过她一面，那时她已经很老了。她的写作和丹麦作家不太一样，这和她在非洲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关。她是个很推崇贵族精神的人。

　　新京报：你向丹麦的学生重点介绍过哪些中国的作品？

　　安娜：介绍过鲁迅、老舍……因为我个人的研究趣味，我主要给学生读了余华的作品。我想，借由这些作品，学生既可以了解当下中国，也会知道一些当代中国的历史。

　　新京报：你从事中国文学研究40多年了，至今仍有一种温和有力的态度，欣欣向荣的趣味；既有关怀、又有思想的锋芒——持续的动力是什么？

　　安娜：我1977-1978年去中国的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文学活动刚有起色。我觉得他们谈论的问题都特别有意思！那时候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我结交了一些朋友，比如北岛。他们都是一些品格高尚、精神水平很高的人。我至今保持着和他们的友谊。

　　1978年的北大校园和周边的圆明园，还没有开发，我第一次到中国，去那里，觉得那儿就像天堂一样美。那真是我一生最美好的记忆之一。这些美好的记忆和经历，可能就是支持我的动力吧。 特约记者 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