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羔体”事件后五年，他还在写诗(1)

　　车延高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12首诗歌。

　　2010年“羊羔体”事件之后，车延高并没有停止写作。他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作品——两三年时间，各种样刊装满了一大箱子。

　　5月22日，背包里背着这一期《人民文学》，我出现在车延高的办公室。当天，在武汉另一个场合，余秀华诗歌研讨会正举行。

　　从“羊羔体”事件，到诗人柳忠秧被质疑“跑奖”，再到余秀华被冠以“脑瘫诗人”的名号引发广泛关注，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引发争议者都是诗人，都来自湖北。

　　“余秀华有她特定的身份，这么多年坚持写作，是很了不起的。”车延高说。余秀华的诗《一包麦子》写她老父亲，结尾“他有残疾的女儿，要高考的孙子/他有白头发/也不敢生出来啊”，车延高大为赞叹，多次谈及，“这是一种真情，真情就能打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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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下午，我们在一间茶室碰面。在这里，车延高曾兴之所至，用5分钟，写出一首以龙井茶为主题的诗歌。“杭州的舌尖吐出春天，每片芽都是翡翠……”

　　他的写作有某种即时性。武汉市纪委的“同事”说，几次结束工作回来的路上，车延高来了兴致，当时就“酿”起了诗。

　　茶室墙壁上挂着一幅书法——“壶中品日月”，藏有禅意，用车延高的话说，“写得一团和气”。这是车延高的书法，但与多数赠送给友人的作品一样，没有落款。他要等到退休，才会署上自己的名字。

　　几个小时前，车延高正在写与李白有关的文章。早在1999年，他就在《十月》杂志上发表连载散文《醉眼看李白》。

　　“说真的，其实李白并没有你们抬举的那般高，掏心地说：李白只是一个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诗人。”但谈及唐代诗人，他最敬佩李白，认为其诗歌才华“横空出世”、“大道独行”。2010年，出版社将他连载一年的散文结集出版。

　　车延高做了个统计，李白诗中写酒170篇，占总数的16%，杜甫好酒更甚，300篇写到酒，占总数的32%。“这两人都是酒鬼。杜甫最关键的是字斟句酌，是苦吟出来的，真的是‘捻断数根须’。”

　　车延高以前也饮酒，有时能喝一斤多白酒。酒过三巡，身心飘飘然，不过，他绝对写不出诗——因此，他觉得，李白“斗酒诗百篇”，应该加一个字，即“斗酒‘吟’诗百篇”，以吟诗而非写诗为乐。

　　不过，微醺之际，他能修改诗歌，“这时胆子比较大，想象力迸发，能够出好句子”。

　　如今，为健康计，车延高滴酒不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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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车延高以诗集《向往温暖》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但引起争议的，是没有收入集中的新作《徐帆》。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一墙之隔……”获“鲁奖”前一个月，这首诗发表在《大武汉》杂志诗歌专栏。

　　该专栏以武钢、长江大桥及武汉古今众多名人等为写作对象，去年底完结。写这个专栏，车延高基于自己对武汉的理解与热爱，以此作为个人的使命。

　　因为《徐帆》一诗，车延高的写作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那时，车延高觉得，“一个瞬间”，争议就铺天盖地。媒体电话“轰炸”，四五天之后才慢慢停歇。

　　很多网友质疑“官员写作”。“谈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我更多地想谈谈对诗歌的理解。坦率地说，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针对诗歌艺术本身进行批评，那是很好的事儿。但是，现在有些文学批评恰恰缺乏这一条。”车延高说。

　　这一事件“教育”了车延高。此后，在发表诗歌之前，他会谨慎考虑自己的身份。“我认为不该发表的，我就不会拿出去；该在哪个角落发表的，我在这个角落里发表就好，比如写徐帆的诗歌，就发在武汉的一个刊物上。”

　　这五年，车延高有意不参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躲避”一些诗歌活动。他不认为自己是文坛圈中人，也避免锋芒毕露。

　　“就像写的字一样，要锋藏，让锋内敛得不露出来，不伤人，锋可以用来雕刻自己，完善自己。你看——”他指着墙上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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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前后，车延高用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本新的短诗集，共170多首诗。至今“放着”，没有出版。这些诗专注于旗袍、石板路、辫子、古琴等与旧时岁月有关的事物。速度最快的时候，他一个早晨“呼噜呼噜”完成了11首诗歌，堪称写作生涯中的“最高纪录”。

　　“说只用了两个月，但其实酝酿了很久。”车延高认为，写诗的难处在于用简短的文字触动自己，触动读者的内在情感。写得多的时候，要依赖灵感，不过车延高表示，这灵感一定来自于生活。

　　车延高平时注意观察、体验生活。他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手掌上做出划火柴的动作。“要擦出火，除了有磷头，一定要有擦皮。这个擦皮，其实就是生活——你在生活当中找到这个点，一擦就着了。所以，我觉得，来自生活的作品，才能打动人，才能产生共鸣。”

　　车延高倒像一个自燃的磷头。每天凌晨，他五时许醒来，“最近大概两个星期，四点多就醒了”。这时候，并不起床，而是躺着，“脑子里自动迸出很多文学方面的东西来，越想越睡不着，很头疼”。

　　“是吗？”我问。

　　“这事真有。”车延高说。公务虽忙，并没有影响写诗的心境。有时，他半夜醒来，突然想到“一个好句子”，家人在睡觉，不便开灯，就在黑暗中随意摸出一本书，用大字号在书页上记下。这时，他不是武汉市纪委书记，而是一位诗人，第二天的生活与工作，从这些“好句子”开始。

　　■ 对话车延高

　　谈做官与写作

　　我每天五点准时醒，做30分钟保健操，有两个小时写作的时间，我都是在早上上班前写作。接触我的人就知道，我工作起来是很认真的。

　　新京报：做官与写作的这种冲突，在你身上有何体现吗？

　　车延高：在我身上我觉得这两点不矛盾。当然，从外界来看，可能会认为，你一个公务人员写诗，是不务正业。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爱好，我喜欢写作，我就坚持，你说你的，我写我的。写作和学习是我武装自己的权利。

　　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对我来说，写作可能会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如果不值得付出，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值得付出的。因为，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充实自己的过程，每天给自己充电的过程。我写每一句诗，不是凭空来的，它要求我进入生活。灵感不是风吹来的，一定来自于你对生活的观察、理解。

　　新京报：你所说的“付出代价”，这“代价”具体指什么？

　　车延高：就是误解。觉得你一个纪委书记，你写诗，哪来的时间，会不会影响工作？其实，我的生活习惯和别人不一样，每天五点准时醒，做30分钟保健操，有两个小时写作的时间，我都是在早上上班前写作。接触我的人就知道，我工作起来是很认真的。我周围的人都很了解我，从来不误解我，网上炒作的时候，都很支持我。

　　新京报：那些不了解你的人的看法对你有很大影响吗？

　　车延高：肯定有影响，怎么会没有影响呢？我都不好说。当时网上炒作，其实多数文章和报道内容是很客观的，但媒体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喜欢把标题搞得……（摇头）大家读了个标题，就产生一个印象，这个纪委书记怎么回事啊？这会不会有影响？但是，自己觉得是在学习，是在充实自己，我觉得也没什么，有点误解就有点误解吧。再说了，我写得不好的东西读者是应该批评的。

　　新京报：这会影响你的仕途？

　　车延高：哈哈哈，肯定会有。不过也丰富了人生旅途。

　　评论者说

　　诗评家耿占春认为，无论是车延高还是余秀华的“走红”，都显示出大众对诗人、诗歌的敏感性与感受力在提高。“是一个好事，不光是诗歌圈的事儿，而是对社会有一个辐射作用，传递着对生死、尊严、权利、情感等方面的理解与感受。”

　　一位不愿具名的评论家认为，这些年，车延高的诗歌在思想层面、内容层面并无多大提升，仍然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水平”。

　　而诗评家吴思敬觉得，“这没有什么，我就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我就是喜欢写诗，写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诗人纯粹的本来面目，没什么可非议的。至于对他的诗歌评价，需要从文本等角度来详细说明。”同时，吴思敬认为，因为其官员身份，车延高对官场、社会现实的观察比一般诗人要更深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