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观看与现代性

　　这几年，“现代性”似乎成为了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时所青睐的热门主题，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前有李欧梵、杜维明、王德威，后有周蕾、史书美、罗丽莎等等。近期，更有美国杜克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罗鹏（Carlos Rojas）与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林幸谦，先后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了《裸观：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和《身体与符号建构：重读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前者侧重视觉文化，后者则关照文本与符号，二者对照，读者或许能更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再思考，以及海外视野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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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观》

　　作者：罗鹏

　　版本：麦田 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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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与符号建构》

　　作者：林幸谦

　　版本：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5年3月

　　观看与被看：从慈禧太后说起

　　在《裸观》中，罗鹏以慈禧太后1903年为庆祝70岁生日所拍摄的几张照片作为审视现代性的起点，从图像的角度出发回顾现代性，在英语世界中并不罕见，而由于东西方传统的差异，关注“行为”的中国史料，对此却往往是沉默不语的。

　　慈禧及晚清宫廷对摄影的迷恋，不仅在德龄女史撰写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亦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得以彰显，例如张善琨《清宫秘史》里就有这样的场面：当珍妃好奇地窥望照相机，镜头上浮现她的倒影，却由于她的男装打扮，引发了慈禧的愤怒——这体现了罗鹏的观点：拍照，是一场为了镜头而设计的表演，为的是制造出能够拟仿镜像的照片，每个年代都有标志着不同的主流的视觉模式，镜像、旁观、被遮掩的投射，不同角度的观看，反映的是复杂的自我投射与历史细节。

　　慈禧喜欢“镜花水月”的佛教主题，尽管正如这四个字本身所暗示的那样，色相与肉身是稍纵即逝的，这位威严的太后还是愿意把自己装扮成“希望被看见”的观音形象。罗鹏引用海德格尓和拉康来解释这一行为背后愉悦感的由来及与现代性萌芽的关联——一方面，摄影技术进入紫禁城，让人体察到了所谓“世界图景的年代”的到来，故而在观看世界的同时，也要满足自己“被看”的需求；另一方面，就像婴儿对镜像中的自我第一次产生认同的快乐一样，处于“镜像期”的慈禧及她所代表的帝国，也因此找到另一种与世界沟通的新方式，走向从前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的分水岭。

　　伯格曾在《观看之道》中指出，“客体化”产生于看与被看之间，女性主义者则认同“男性凝视”的概念，男性常常是带着权威的观看者，女性则生来就是被观看的一方。在不同的位置、立场、角度、脉络下的观看与被看，都是权力的运作和展现，在这个大前提下，身体显然成为了表达的工具。如果说慈禧太后和珍妃面对镜头的操演，代表的是初逢现代性时的迷思，林幸谦在《身体与符号建构》中所关注的五四以来的女性作家群体，如萧红、张爱玲、凌叔华、卢隐等等，则在革命潮流与民族振兴的时代召唤中，借助对笔下男男女女的描摹，通过回答了当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空间，“乱世之中，如何被看”这个问题。

　　以萧红《生死场》为例，就像标题所言，在小说中，女性的身体成为生与死发生的重要场所，同时，它作为充满寓言性的“母体”，象征着原始的乡土，与男性所代表的国家民族主义对话，突显了进入工业化前夕，传统农业社会的压抑与焦虑。故事中的一个细节，当王婆死后，众人一边埋葬她，一边聚集在一起吃喝——林幸谦认为，萧红正是依靠对这种众声喧哗式的场面的描画，以卑贱抗衡高雅，透过生者乱哄哄的狂欢表演，构建独特的世俗空间，消解诸如生存、死亡、文化冲突、国仇家恨这样严肃沉重的议题。

　　性别与自主：女性经验的表达

　　在林幸谦眼中，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性别”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建构，与阶级、种族、民主等观念的发展一样，成为开放性的主导论述。所以，重访一百年来的现代女性文学，女性作为书写的主体，她们的语言和身体一样，复杂、感性、充满发散性，文本背后必然隐藏着潜意识中的性别真相，包括对父权体制的批判与反驳，对男女平等的理解与对抗，还有当走出了传统道德规范之后，对自主性的召唤与争取。只有女性语言，才足以表达女性经验。

　　继续谈论萧红，在《萧红与性别政治书写》中，林幸谦列举了几段萧红著名的女性话语，其中最直白的就是那句“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他认为，萧红把女性看做一种原始物种的原型，有稀薄羽翼的飞禽，而其笨重的累赘，则转化为她笔下对许多病体的刻画，包括肉体上的丑怪、畸变、妊娠、怀孕及分娩，还有精神上的疯癫。身为男性研究者的林幸谦没有依附于父权制话语，将这些定义为“荒诞”，或是简单地以“悲剧性”概括，相反的，他发觉了萧红女体书写的“流动性”：从完整的病体、到局部的手、眼、肢体；从生命体到非生命体；从人，到各种各样的其他物种，她以孱弱的笔，创造强大的女性能量，实现叙述的权力，表现时代中复杂曲折的女性经验，这样的经验近乎残忍，却可以视为冷静的自我剖析，她一针见血地批判传统宗法父权对女性的压迫。

　　他更进一步将萧红对人物的处理与早年叛逃家庭及未婚先孕的经历对照，得出她渴望是一个自救者，而不需要被他人拯救的结论。波伏娃说过，女性气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社会的互动对话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这既是时代精神向个体心理转化的过程，又是女性自我主体人格建立的必经之路，格林在《喜剧演员》中也提到，“作家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则是在观察，以大家同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建构的私人世界。”林幸谦关于萧红的研究，恰恰印证了这两种论点。

　　与此同时，罗鹏在《朱天文与电影阴影》中的论述，或可视为对林的补充：当时光推移到后现代，女性主体的构建不局限于文字，更包括视觉性的颜色、画面、照片、电影镜头带来的想象和情绪。朱天文的写作方式上承张爱玲，刻意规避了统一的线性叙事，并加以复杂的典故拼贴，从《荒人手记》到《巫言》，她所完成的，关于女性自主性的陈述，不再是连篇累牍的女性独白，而是转化为抽象的表意系统，再借助他者的言语来阐释。她受到胡兰成的影响，认为是女性建立了文明的物质基础，将儒家“格物致知”的理论整合到性别脉络中，即“格物”者为女性、“致知”者为男性，故而小说呈现了巨大的颠覆性，倒转了性别秩序，以破为立。

　　结语

　　总而言之，《裸观》与《身体与符号建构》这两本书所涉及的范畴，远远地超越了文学领域。不仅反映了从前现代到后现代，虚虚实实间，许多精彩的生命故事，更揭示了性别秩序的演变、西方逻辑与传统思想的拉扯，还有重重遮蔽之下，女性主体性成长过程。凡此种种，谱写成一首时间的歌谣，其中包含着的，是一代代中国人的前赴后继。

　　□书评人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