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我要认识这座城”

　　学者李孝聪2000年拿到了驾照，开始了以车代步的生活，但他此前在北京中关村大街附近路口骑自行车的遭遇，却让人印象深刻。“曾经因遵守红绿灯管制，而几次遇到无法过街的尴尬局面，就连警察同志也爱莫能助。”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的误区》一文中，李孝聪这样写到。

　　这篇文章收录在今年3月出版的学术论文集《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当中，李孝聪笔下的“尴尬”，正是中国城市建设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然而，多年过去，情势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严峻。这些细微处显露出的变化，令他深感忧虑。“我从历史写到现实，这才最重要啊！”他慨叹。

　　这与李孝聪在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地图史等领域的研究相关。李孝聪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68年自愿奔赴西藏，在地质局工作了十年。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随邓广铭研读历史，又经邓先生引荐，随侯仁之学习历史地理——这是因为考虑到李孝聪西藏地质工作的经历。

　　李孝聪传承了侯仁之注重文献与实地考察的治学原则，他不仅深入研究历史地理，尤其是中国古地图的整理、研究，填补了学界空白，还带着相机四处奔走考察，即使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仍然毫不懈怠，精力与热情甚至强于年轻人。在“温暖而悲欣交集的旅程”中，李孝聪看清了中国城市化在商业逻辑主导下的扭曲形态：商业利益至上，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未被纳入考量范围，即使以“历史文化名城”的名义来呼吁，亦无法跳脱行政、商业交织而成的漩涡，另一方面，城市开发时，对古人选址、建城等经验视若无睹，不能或无意进行减灾防灾评估，开发遂成头顶悬剑。

　　或许正因如此，每来到一座城市，李孝聪都忧心忡忡。不过，这忧虑也成为他不断考察、研究的驱动力。他看破城市发展的症结，写论文，发表观点，虽然没有渠道传递给政府和开发商，但是作为一位教师，他能做的，便是把所思所知教给学生，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克服”时代。他热爱他到过的每座城市，想要了解认识它们，更想要保护它们。

　　这，或许就是学者李孝聪的怕与爱。

　　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