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行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1)

　　李孝聪，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硕士毕业，师从侯仁之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致力于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地图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2015年3月，学术论文集《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出版。

　　“这里没有WIFI是吧？”刚落座，68岁的学者李孝聪问。找到密码，他很快连上了无线网络。

　　上个月，李孝聪去西藏“考察和怀旧”，带着忧心，六月初回到了北京。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主任，李孝聪退而未休，主持博士答辩，进行野外考察，“忙得很”。

　　相较于侯仁之、谭其骧、邓广铭等享誉全国的前辈学者，李孝聪的声名更多在专业领域内流传。2015年3月，《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出版，收录了李孝聪关于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14篇论文，从古代城市选址的规律，到交通与城市的关系，从城市空间形态及功能结构的演变，到中外城市形态的比较等等。

　　终日栖身于拥攘城市的人们或许很少会去想象自己所住的城市在数千年前的面貌，李孝聪的工作之一便是在实地考察与文献中勾勒这幅图景。他会告诉你，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城市，官府行政中心/贵族或官绅居住区一般占据着城市较高燥/优越的地段，商业街区往往会于行政中心隔开几个地段，并处在较方便的进出道路上。手工业作坊一般分布在商业街道的背后，也与进出城市的水路通道相近。“欧洲的城市景观以高耸的教堂作为天际线的标志，”李孝聪描述，而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天际线总是城墙的垛堞，间或露出佛塔，或钟/鼓楼的身影，深灰色调极为浓重，夹杂着黄色瓦顶的宫殿与绿色瓦顶的庙宇。”这条纵深进入历史考察城市的路径，或许是今天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必要的视角。

　　中国城市化阴云

　　中国的城市化，想学外国，但是没有把人家真正的东西学到，只学了一个表面功夫，实际上是被商业牵着鼻子走

　　1947年1月，李孝聪出生在四川成都，两岁随父母到北京。1968年，和彼时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怀着“一腔革命热血”，自愿奔赴西藏。

　　西藏是李孝聪心中的“第二故乡”。“你想不到我在那里工作过多久吧？”李孝聪摊开双手，给出答案——十年。这段时间，他在地质局工作，先后担任钻工、柴油机工、实验室孢子花粉分析员。那时，西藏给他的印象是“有电灯，但不能长明，没有热水，比较落后”。

　　在地质局工作，一顶帐篷“活”十个人，命运拴在一块，“你要自私，人家一脚把你踢出去”。西藏生活，培养了他团队合作的能力，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观。进入大学，后来领导一个研究中心，他始终坚持一点：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整个集体。

　　与此同时，这让李孝聪日后明确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方向，那便是历史地理学——“邓广铭先生教我的是历史，侯仁之先生教我的是地理，这两者结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西藏十年的地质工作经历”。

　　最近这一次去西藏，李孝聪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古代的道路。从2009年前后开始，古代交通是他深入研究的主题，涉及四川、甘肃、青海、内蒙古、西藏等地区。

　　尽管多次前往西藏，这里城市的发展还是让李孝聪感到吃惊。西藏照搬内地城市的发展模式，引进大批房地产项目，“弄得没什么味儿”。

　　李孝聪为此感到忧虑。在李孝聪看来，西藏只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中国的城市化，想学外国，但是没有把人家真正的东西学到，只学了一个表面功夫，实际上是被商业牵着鼻子走，所以，就产生了很多误区，其中有些是因为本身不理解城市化。”

　　城市发展方面，欧洲也走过弯路，如今相当重视城市的保护。在中国，商业利益才至高无上。“放在第一位的是赚钱，这里面有很多利益的勾连，你看抓的这些贪官，大多数和房地产有关系。”李孝聪说。

　　2000年，某城市正大肆拆除老城区，“一大片，全部拆光，包括文物保护单位，一个不留，剃平头”。李孝聪接到市民打来的电话，赶到现场。联系房地产商负责人后，他明白，“没法谈”。

　　“因为什么？有利益输送。”在课堂上，李孝聪偶尔谈及，但点到即止。

　　海外“游猎”古地图

　　《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出版后，李孝聪送了一本给大英图书馆，两年后，被读者翻烂了。李孝聪很自豪，觉得自己的研究有用，而不是为了追求名利

　　1978年9月，李孝聪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从西藏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后，他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任教。经老师邓广铭的推荐，1985年，师从侯仁之，攻读历史地理学硕士学位。

　　此后，李孝聪协助侯仁之编绘《中国国家历史大地图集》。在美国、英国，侯仁之见识过很多中国古代地图，回国后，他建议尽快组织人力予以调查研究，认为“这是极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工作”。

　　侯仁之对李孝聪说：“还有一批中国王朝时期的地图流散到国外去了，你应该利用它们。”这句话把李孝聪引上了中国古地图研究。

　　1991年，李孝聪作为交流学者，去往荷兰莱顿大学。身在荷兰，他心系中国古地图，便申请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基金，结果被拒绝。“申请时，我说要去英国研究中国城市的历史，人家说你研究中国城市，到英国来干什么？”李孝聪“换了个姿态”，问：“我能帮你做什么？”对方说，这里有很多中国古地图，“看不懂”，并给他寄来了大英图书馆馆藏中国古地图目录。李孝聪从目录里指出了一些错误。第二次申请，顺利通过。

　　此后，李孝聪时常带着朋友送的一个旧奥林巴斯相机，赴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梵蒂冈等国家，去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教堂、修道院甚至私人收藏者的家，搜集、整理、研究中国古地图。在德国，他预付500欧元，买了十来张古地图幻灯片，收到后发现有缺失，“给他们写信，不理我了”。

　　1996年，以中、英文对照，李孝聪出版了《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收录截至1900年以前的古地图300幅，其中大多数由官方绘制。有人比较西方地图，认为中国古地图并不精确。“皇帝要那么精确干什么？他干吗非要知道四川有个断裂带，可能会发生地震？皇帝只需要知道四川离京城多远，有多少州县，有多少人口，能给我交多少赋税。中国古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实用！”李孝聪回应。在李孝聪看来，对历史的思考，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把握，是理解、鉴定古地图很重要的出发点。

　　在李孝聪之前，国外的研究者并不清楚这些地图在历史、地理、文化研究中的工具性作用。因此，大英图书馆地图馆馆长托尼·坎贝尔评价他是“一位搭桥的人”。侯仁之认为，坎贝尔的评价“道出了李孝聪此项研究的学术意义”。学者袁行霈则以“前无古人”赞之。

　　著作出版后，李孝聪送一本给大英图书馆，两年后，被读者翻烂了。“我当然很自豪，觉得自己的研究有用，而不是为了追求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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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