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男骗15女大学生莫当香艳谈资

　　一家之言

　　今年41岁的无业男子田福生，冒充清华、北大双硕士，自称做奢侈品生意，4年多的时间里，通过QQ聊天等陆续与15名女大学生谈恋爱，并骗取人民币35万余元，至少3人曾为其打胎。更令人吃惊的是，有几位被害人是同一寝室的室友。17日上午，北京房山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检方以诈骗罪对田某提起公诉。

　　于是，在一种起哄戏谑的氛围内，这一诈骗案被描述成“大叔逆袭”，而受害者不幸的人生遭遇，又一次成为众人的香艳谈资。而与此同时，对于那15名受骗的女大学生，一干围观者更习惯于摆出一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姿态，对之横加嘲讽。

　　面对此类桃色新闻，公共舆论对“受害女性”的剖析，往往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刻薄，也已然形成某种程式化的套路。比如说，总是以“有错推定”的视角，来想象女性角色的所作所为；总是以调侃的口吻，来“消费”事件本身最隐秘、最细节的部分。而在田福生一案中，上当受骗的女大学生们，当然难逃被贴上虚荣、低智、不知耻一类的标签。

　　所谓大叔逆袭，本质上不过是“渣男作恶”。这一判断，理应是我们理解该案的基本立场。受害女大学生也许有错，但既无直接的事实依据，本该心怀同情、嘴下留德才是。值得反思的是，在一个价值日益多元的时代，诸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类的粗糙标准，是否仍旧适用于我们之于“情债纠纷”的观察——事实上，从没有一套绝对适用的解读框架，可被套用来就所有个案展开分析。

　　或许，每一起个案，都有独特的原由。以田某案为例：女大学生的社交偏好与心理弱点，网络工具所衍生的技术性风险，以及异性魅力的行为学构成，诸如此类都是值得研究的严肃议题。说到底，在一个知识化的社会，消化任何一起极端的个案，都必须超越于原始的道德成见。

　　□然玉（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