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看起来很高兴，想把最好的自我展现出来

　　6月18日，“上学路上”公益组织发布了《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公布了北师大心理学教授李亦菲完成的留守儿童的心理调查报告结果。“白皮书”计划还包括作家关军关于留守儿童的报告文学《一片灰黄》，导演周浩以留守儿童为题材拍摄的纪录片、自由摄影师刘飞越的影展。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视角记录下了留守儿童的生命片段。结果公布的这一天，他们再次聚首在一起，谈“留守儿童”问题。然而，不同的记录／研究视角也导致他们对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谈话中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残酷的城市化大背景下，留守儿童到底面对着怎样复杂的问题？公众想象和现实有多大的差距？我们该如何帮助这一群体？

　　周浩：导演，

　　拍摄了留守儿童相关纪录片

　　关军：纪实作家，

　　刚完成关于留守儿童的长篇纪实文学

　　刘飞越：自由摄影师

　　李亦菲：北师大心理学教授，

　　完成了留守儿童问题学术调查报告

　　刘新宇：著名媒体人、

　　“上学路上”公益组织发起人

　　关于留守儿童，想象与现实有什么不同？

　　——“他们看起来和很多孩子没什么两样，很多问题是深层的”

　　李亦菲：新宇来找我，我们一起做这个调查。做的第一个问卷是问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在山东做了三个调查，有几百个学生。调查结果却显示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孤独感上并没有明显差别。后来我们心理小团队讨论，认为每个人都不愿意把自己深层的悲伤展现出来。所以他们看起来表面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就换了个思路来做问卷，采取了心理学中的“自我呈现”，呈现一般的情绪。情绪有很多种，有极端的：嫉妒、爱、恨、悲伤；还有不那么极端的，开心、着急、迷茫……这些情绪都是有差异的，我们把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细分，做了二十个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词，问学生近期哪些情绪词是符合他们的情况的，哪些完全符合，完全不符合……这样调查出来，我们就发现了差异。我们也比较了不同性别、不同地区的情况，包括成绩好坏、课外阅读时间、娱乐时间等因素对不同类型情绪的影响。最后很细致地建立联系。

　　刘新宇：我跟留守儿童的接触大多是点接触，并没有长时间跟他们呆在一起。我最早开始接触留守儿童的第一年时，甚至看不出问题，他们看起来很高兴。我那时就想，问题到底存不存在？到今天为止，我发现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我在他们身边的短期性，孩子对我是有强烈的防御心理的。孩子会把高兴、好的状态集中展示给我看。

　　关军：外界想象出、塑造出了留守儿童的形象。我之前也是带着这种想象来到村子里。本来是不想用采访、只用观察的方式完成我的报告文学。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实际情况和这些想象完全不一样。他们看起来很高兴，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很多问题是非常深层的，要通过很长时间的交流才能体会到的。所以后来我还是以采访的方式完成了我的写作。

　　深入到留守儿童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很像是城市里来的猎奇者，虽然你是带着善心去的”

　　关军：我一直避免成为一个闯入者的角色。我觉得我在那里跟他们在一起就像一个有目的的朋友。我希望和他们建立朋友式的关系，尽可能不隐瞒什么，但是我觉得进入他们的动机在开始时还是需要隐瞒一下。因为太直白了他们会很敏感。我跟他们聊的话题经常围绕“爸爸妈妈”、“打工”，敏感的孩子就会很排斥，有些孩子因为这个就不跟我接触了。我问的时候一般都是和他们熟悉后，以一种很低的姿态，问他们能不能帮我个忙。很多孩子回答时都是一种很别扭的状态，因为他们当我是朋友，不回答不好，回答又会很痛苦。

　　我离开的时候，有些孩子很舍不得、很难过，但是我离开后那些当时和我关系很好的孩子又拒绝和我联系。我想，是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抛弃。我完成任务然后离开，让他们感觉再次被抛弃了，这大概也是一种伤害吧。

　　刘飞越：我以一个志愿者的角色进入。然后我发现很多孩子是渴望交流的。因为村子里基本上就剩下老人和孩子，青年人很少，他们渴望和青年人交流、渴望和外界交流。

　　周浩：我会很直接地告诉他们我的目的。我会说明城里人很好奇，想知道外出打工的人的孩子在家里是什么情况。会让他们知道我要拍摄东西拿回城市给城里人看，让他们知道这里的状态。

　　刘新宇：我们带着“留守儿童到底是什么样”的困惑进入他们，很像是城市里来的猎奇者，虽然你是带着善心去的。

　　问题太大了，无解吗？

　　——“就算把留守儿童都变成流动儿童，如果城市里还是这样一个对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庭不友善的环境，那些孩子只不过是从火里来，又到水里去而已。”

　　刘新宇：我愿意把留守儿童问题想象成一个“黑匣子”，我从这边输入一些解决方式，只要产出的东西是具体、可被证实的结果，而且对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我认为这样的公益方式就是有效的。比如我们会呼吁爸妈每周给孩子打两次电话。虽然不能解决孩子和爸妈分离的事实，但是能让孩子的心理状态提升。

　　关军：作为写报告文学的，我大概没资格谈解决问题的方向。但我能做的也许是投入更长时间，尽可能真实、丰富地呈现状况，引起社会的关注和理解。这次我本来想找极端案例切入这个文学式的作品，后来我反思觉得应该摒弃这种功利心，应该去反映真实，所以我最后去了一个“没故事”的地方。

　　刘飞越：我也是尽可能地呈现问题，让家长意识到儿童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出去挣钱的代价是怎样的。我希望社会能有个更好的认识，打工者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就把孩子带在身边，有时间就多陪伴。希望能提升一种全民意识。

　　刘新宇：爸妈和孩子一起生活，问题就解决了吗？能让所有的留守儿童变成流动儿童吗？板子该打在留守儿童父母身上，还是农民工用工大省的地方政府身上？其实在接触到流动儿童时，也会发现流动儿童过得是一种严重被歧视的生活——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同一种族间最大的歧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把板子打在流动儿童父母身上，地方政府甚至成了围观指责者的角色的话，这样对吗？这不是欺凌弱势吗？就算把留守儿童都变成流动儿童，如果城市里还是这样一个对农民工和农民工家庭不友善的环境，那些孩子只不过是从火里来，又到水里去而已。

　　李亦菲：我们也许无法直接帮到留守儿童，但是通过这些行动，影响了自己、媒体、社会，调动起资源，这都会带来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比如像新宇做的，我们用文学、艺术代替物质上的捐赠，给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上学路上”做的“故事盒子”、“小雨点广播站”都在精神层面上用他们察觉不到的方式来影响他们，这也是一种途径。帮助人、教育人的事情都很难立竿见影，都是长久的、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伍勤

　　本版图片摄影/刘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