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 一堂漫长的哲学课(2)

　　审视

　　若有缺陷，或是对时代语境的忽视

　　书中，李猛从观念来源和语源上条析理剖，但对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道夫到洛克等人思想产生的时代语境却几乎付诸阙如，而他们身处的时代恰恰是思想最现实的来源

　　李猛来自于师长的轶事少之又少，其中一个，来自他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的导师之一马克·里拉。作为思想界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马克·里拉在他的《在北京读施特劳斯》中提到了他与一位中国学生的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却颇令人沮丧，尽管这名学生“已经因写作和翻译西方社会学和哲学著作而闻名于北京的知识圈”，但他的英语却无法在里拉的课堂上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里拉建议他参加一个英语学习班，以便“与外国学者自由地交流，同时提升自己在国内的学术地位”。但这位学生却拒绝了，反而表示他要学习更艰深的拉丁语。当里拉困惑地问他为何如此时，这名学生给出的答案是：“我觉得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希腊，研究罗马人也很重要。罗马人建立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大帝国，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显然，在他离开的时候，被抛弃的是我而不是他。”尽管文章里没有提及真实姓名，但经分析，这里的“他”指的就是李猛。

　　马克·里拉认为他从李猛的对话中嗅出了权力的味道。而从里拉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中国对西洋哲学的奇怪品味”，也能看出，里拉对流行于中国的这种施特劳斯热潮颇不以为然，他甚至认为中国年轻人热情地拥抱施特劳斯，是因为他质疑现代性和自由主义的观点，为新一代知识精英推行精英治国理念（或者说是分享权力）和与“危机中的西方”分庭抗礼提供了依据。

　　马克·里拉的文章写于2010年，但直到几个月前，李猛才在与媒体记者的访谈中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学习拉丁语是“为了向扩张的罗马学习”，“这恐怕不是事实”，他对语言并不偏好权力的浓重口味，他同样也非常喜欢希腊语，“而希腊和拉丁相比其实是一个战败的民族”，相反，对“世界上最强大的英语”，按照里拉的说法，他却学得不够好。

　　因此，中国兴起对西方古典学的热潮，“并不是简单地希望和西方对抗”，而是“中国人其实有从自己的文明出发，去把西方文明看成我们传统一部分的倾向”。在李猛看来，中国人一旦能够站在“将西方文化看作是对人类最高问题的有精深理解的文化”的高度，西方文化便可以最终用来“丰富我们自己文化的‘传统’”。

　　尽管马克·里拉与李猛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看似大相径庭，但其实只要将两者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在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这一方面，两者都同意这是针对当下所处的时代而做出的因应之道，只不过在具体应用功能方面，两者给出的答案完全不同罢了。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和接纳，其实都难脱其时代。但这似乎惯常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所忽视，就像李猛的《自然社会》，如果一定要给这本论证严密的出色之作找出一个缺陷的话，那么对时代语境的忽视或许可以算上一个。

　　尽管在论述中，李猛从观念来源和语源上条析理剖，丝丝入扣，但对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道夫到洛克等人思想产生的时代语境却几乎付诸阙如。而他们身处的时代恰恰是他们思想最现实的来源，他们的著作面对的几乎都是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如霍布斯之于英国内战。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放诸时代语境下进行考察，其要表达的意涵或许会更为明晰。

　　但我们总是被教导要记住思想，因为思想才是“重要而且永恒的”。所以在哲学研究中，人是很脆弱的水中小舟般的生物，至于时代及其语境，则被视为带走小舟的潮水，转瞬即逝，思想却成为沉淀在水底的砂砾，亘古不变。我们自以为抓住了本质的不变的东西，但却忘了承载它们的躯体同样重要，正是前两者的结合才产生了思想并把它带到该在的地方。

　　马克·里拉和李猛对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热潮的不同反应亦复如是，他们分别活在这一时代的东西方不同语境之下，一方站在成熟的西方文明语境下对东方接受西方古典哲学感到忧心，甚至怀疑它的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语境下的东方仍然有着两千年前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笔下东方专制迷思的余绪；而李猛也站在自己的时代语境下，渴望从中国的传统出发拥抱世界——这实在谈不上是谁抛弃了谁，只不过是时代的浪潮将两条船推到了一起又推开了而已。那么下一个问题或许应该是，船会航向何方？

　　困境

　　哲学面对现实的尴尬

　　难道思想就真的只能作为象牙塔里精巧易碎的工艺品，一旦接触到外面的真实世界，便会香消玉殒？

　　“每一个鲁滨孙都想要回家，哪怕是为了能再次出发。只是当自然法已经不能再充当‘我们的星和罗盘’时，谁能在荒凉的大海中看见我们日渐远离的陆地？”在《自然社会》的最末，李猛用颇具18世纪感伤色彩的疑问作为结语，同时也是对书的最前面的鲁滨孙譬喻的一个呼应。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在叹惋，作为指引的自然法的消逝，使人类背负上了漂泊无依的命运。因此，呼唤“自然社会”的回归（或者按照一位尖刻的评论者的说法是“重新洗牌”）应当成为一种必要的考虑。但 “在荒凉大海上”看到的“陆地”，究竟是加勒比的食人族的海岸呢，还是高尚野蛮人的塔希提岛呢？

　　这个问题似乎无解，但提出它却必要。因为它涉及一个哲学家经常遇到又常常回避的问题：当他们的思想与现实相遇，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说哲学仅仅是让人得以智性上的提升，或者是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做个“难且值得的好人”之类的话，那显然太低估了哲学所提出的宏大命题，而这一命题常常与改造人性和重建社会这些宏伟的计划有关。

　　李猛课堂上提到的梁漱溟应该是个典型例证，他确实提出了一整套从文化开始，到改造社会，再到构建国家的计划，其从家庭伦理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见解至今让人折服，从思想的角度来说，任谁也不能简单地说它失败或是过时。但当这种思想开始侵入现实并试图去改变它时，悲剧便诞生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最终陷入失败境地——当然，这总是被解释为现实原因，财政不足、人心涣散等等。

　　这是思想史上最尴尬的一页：哲学家一旦将理念付诸实践，绝大多数引发的不是悲剧就是闹剧，有时甚至是灾难，这一溪流从柏拉图拜访叙拉古开始，途经雅典的德米特里厄斯的古希腊版超现实主义独裁政权，在马可·奥勒留那里稍稍温和平缓一些后，一路奔向勒佩尼斯笔下20世纪知识分子与极权政权的“如此甜蜜合作”。

　　那么，哲学真的在实践中永远处于失败者的地位？其实未必尽然，那些与实践相遇中道崩殂的思想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思想从未有过实践的机会，而且当一种思想，譬如社会契约的理论、天赋人权的观念，尽管它是在革命之后被赋予的意义，但却保证一种良好的意愿不致因失去了理想而堕落，这也是哲学最重要的作用之一。

　　很多时候，哲学并没有发声的机会。在高考结束等待填报志愿的这段时间里，看一下李猛所在的北大哲学系的招生网站公告也许更具有说服力。最上面的系主任寄语自豪地宣称2018年的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大举行，会“继承传统，直面国际，思考未来，以无愧于时代的思想来延续古今东西智慧之火”。

　　但在这一页最末的“毕业前景”介绍中，这些激情四溢的文字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干巴巴的“将会转入国内外名校深造”和“就业率逐年稳步增长”。而在“近年主要用人单位”一栏里，除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人民日报社”与哲学或有关系之外，剩下的几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以及“广州宝洁有限公司”——除非你能从肥皂液转化为泡沫的过程中解读出所谓的变化不过是自然状态形式的转化和世界虚空的本质的哲理，不然，这些恐怕与哲学毫无关涉。

　　这难道就是哲学船在中国的最终去路？难道思想就真的只能作为象牙塔里精巧易碎的工艺品，一旦接触到外面的真实世界，便会香消玉殒？李猛在媒体访谈中提到人文教育可以通过智识上的经历和阅读来明了事理，从而感觉到“好的生活是有吸引力的”，这也是跟随那些“优秀的大脑”思考问题的收获之一。

　　铃声响起，这堂漫长的哲学课也该告一段落。课后，仍然有十多个学生环绕在讲台边，用一个又一个问题来拖延走出哲学殿堂的时间。而李猛本人也带着他典型的微笑一一作出回答。直到四十分钟后，他才在众人的目送中背起“north face”包离开教室。我给他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对他让人受益颇深的回答表示感激。

　　两分钟后，他回复道：“我这只是门外汉粗浅的识见，还请不要公开。”

　　□新京报特约记者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