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惩拐卖“买方市场” 刑法不能滞后于时代

　　一种说法

　　这次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刑的修法努力，可以看作继“醉驾入刑”之后，民间与立法机关的又一次良性互动。一个国家的《刑法》，不应该滞后于公众对于公正的关切。

　　24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其中对于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将现行刑法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卖儿童，将一律被追刑责。

　　近几年来，民间要求严厉打击拐卖儿童的声浪一波接一波，其中的一个诉求就是：严打拐卖的“买方市场”。“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需求制造了供给，没有人收买被拐儿童，也就没有人贩子会处心积虑地拐卖儿童，制造人间悲剧。

　　但是，现行《刑法》虽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却又规定：买主如果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可以不追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异化为“不可以追究”，以至于“买家”很少受到追究的。

　　比如，2013年河南省林州市人民法院判决7名收买被拐儿童的“买主”获刑一个月至六个月。有报道称：“买家”被判刑，这在河南省竟然“尚属首次”。再比如，2011年，南昌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11·27”特大拐卖儿童案时，人贩子李艳玲居然递交“请愿书”：“如果我们这种行为是犯法，那么卖孩子的父母和买孩子的父母是否也有罪呢？”

　　因为对拐卖“买方市场”的轻纵，导致打击拐卖犯罪的努力如扬汤止沸，如西西福斯推石。现行《刑法》对于收买被拐卖儿童“可以不追究”的规定，远远滞后于时代，落后于公民的法治意识、落后于当今政府的执法能力。

　　我国1979年的《刑法》只规定了“拐卖人口罪”，并未将收买被拐者定为犯罪。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其中明确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定为犯罪，但同时又规定“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责。这一排除性规定，被现行《刑法》全面接受。

　　当年的这个“从宽处理”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一者，当时全社会（甚至包括个别司法机关）对于拐卖犯罪的认识不深，不认为拐卖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刑法》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平均法治意识，有关方面曾解释说：此罪的法定刑规定得比较轻，这主要是考虑到“收买人收买妇女、儿童多是居家过日子，主观恶性不深，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

　　其二，受限于当年中国的处警能力以及交通、通讯水平，当时经常发生暴力阻碍解救行动的事件。所以，当年《刑法》“缩小打击面”，也是为了方便解救被拐者。

　　而目前来看，历史上妨碍严打“买方市场”的因素，都已经消失了。随着中国人财富的增加、生育意愿的下降，孩子越来越成为家庭的核心关切，所以全社会对拐卖犯罪已是零容忍，从“微博打拐”到前阵子的“人贩子一律死刑”的网络吁请，就是明证；对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不能再用“主观恶性不深”来搪塞。另一方面，这些年公安处警能力也有质的飞跃，当年“法难责众”的理由已经不再成立。

　　所以，近年来，公安、法院一直在收紧打击收买被拐儿童的刑事政策。比如，2012年，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彭成坤、孟凡俊收买被拐卖儿童案”，两名收买人虽然没有虐待儿童，也未阻碍公安机关解救，但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总之，这次收买被拐儿童一律入刑的修法努力，可以看作继“醉驾入刑”之后，民间与立法机关的又一次良性互动。一个国家的《刑法》，不应该滞后于公众对于公正的关切。

　　□徐明轩（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