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研究：从魏斐德到张济顺

　　“惭愧吧？我从人家那里才知道我的家史。”攻读硕士学位时，张济顺在图书馆看到学者熊月之写的文章《近代进步教育家张焕纶》，心里有被击中之感。她立即复印，寄给母亲，母亲“如获至宝”。

　　张焕纶是张济顺的曾祖父，在上海推动近代新式教育，创办过梅溪学堂，胡适曾在这里接受过一年的教育。1897年，他被聘为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总教习，首创师范班，开启中国师范教育之先河。不过，时代沉浮，张焕纶这个家族，尤其是1949年后，从主人退而成为边缘人，“没有自己的文化属性”，家史中断。

　　家族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勾连，与张济顺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无关系。今年4月，张济顺出版了《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书。“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无论是写这本书，无论是做上海别的研究，我觉得总有一种苍凉感——只能说是情感上的东西或者是渗透在潜意识里的历史的感觉。”这被张济顺形容为“接地气”。

　　上海这座城市，处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关键节点，历史感与时代感交织，吸引着大批研究者，张济顺乃是其中之一。上海史已成为“显学”，“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断有中外学者加入这一队列，换句话说，回溯历史，上海史研究的广度、深度、进度及其包含的丰富、纠结与尴尬才得以一一呈现。

　　汉学家聚焦上海警察历史

　　1926年，上海公共租界内发生448起武装抢劫——“在五年中这一数字增加了九倍半”。“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动荡不定、法治不全、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城市，国民党是否真正有能力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次年7月，公安局成立，以重建秩序，树立“新的国民政府的力量象征”。

　　此后十年，上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民党统治的试验地”。蒋介石曾说，“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即不能有头绪。”最初几年，警察主要关注的是打击犯罪，管理社会治安，但后来因为“共产党的活动不断增多”，注意力日益集中于政治控制。多种政治力量相互缠斗，国民党政权未能完全控制上海局面，最终失败。

　　这是美国汉学家魏斐德进入上海史研究的一个“着力点”，写作了《上海警察，1927-1937》。他称自己“所研究的是行政权力如何可悲地在近代警察国家中制度化了的”。后来，又有《上海歹土：战时恐怖主义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等。

　　在上海史研究中，魏斐德颇具代表性。1974年，他随访华代表团，抵达上海，住在锦江饭店。这是他第一次踏足中国。“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蒙蒙的一片——70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可以说这是我写上海历史的灵感之一。”多年后谈到上海之行，魏斐德仍然激动难抑。

　　魏斐德研究上海史基本上聚焦于上海警察的历史，他使用的电子邮箱，前缀甚至是汉语拼音"Jingcha"。他实地考察探访，中文、外语资料相结合，希望“加深我们对20世纪中国黑暗而英雄的历史的理解”。

　　对于上海警察的历史，魏斐德沉迷其中。1998年，魏斐德的左腿因手术意外而致残，只能坐在轮椅上，即便如此，他仍没有中断研究与写作。彼时，他忙于撰写《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谈及研究对象，魏斐德说：“我一直对乱世英雄及其恶魔般的力量有特殊的兴趣，那种力量就像毒蛇的目光一样，冷漠却令人着迷。”

　　魏斐德可谓“吾道不孤”，他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因为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被戏称为“上海帮”。把上海史研究扩大到世界范围内，从学者分布情况看，美国最为集中，“康奈尔大学、密西根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都形成了上海史研究的群体”。

　　“东方巴黎”的木制马桶说明传统延续性

　　汉学家裴宜理第一次“回乡”，比魏斐德晚五年——她也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在这座城市“度过二十载动荡岁月”。

　　写作《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这本书时，裴宜理表示自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从“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等角度，探讨了近代上海工人生活、工作与反抗的历史。对于上海与工人的关系，裴宜理认为：“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在所有中国城市中，以作为产业中心的上海最为显著。”

　　裴宜理强调工人的巨大作用。据其助手统计分析，从1918年到1940年间上海发生的2291起罢工事件中，有65%以上赢得了完全胜利或部分胜利。她认为，工人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但是，“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

　　上海社会史层面亦是学者集中研究的领域，涉及帮会、娼妓、同乡组织、职业社团等各个方面，成果纷呈。仅以帮会研究为例，就包括澳大利亚学者布莱恩·马丁《上海青帮》，苏智良、陈丽菲《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郭绪印主编《旧上海黑社会秘史》等。

　　对于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研究，华裔美籍学者卢汉超的专著《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堪称杰作。权威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评价它：“这是关于二十世纪初中国最伟大的城市内日常生活的一份巨细无遗、具有启蒙性的、令人读之津津有味的报告。”

　　卢汉超重点关注上海城中的“小人物”，包括城市贫民、小市民等，比如乞丐，在民国之际，“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职业”，进城的移民有时更愿意过乞丐生活，“这意味着某种特权”。上海虽然号称“东方巴黎”、“中国的纽约”，但大部分市民家中没有卫生设备，住在里弄的小市民，仍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小小的木制马桶”，“同样的东西在农村已被使用了好几个世纪”——这说明传统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延续性。

　　“书中认为，上海虽然是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仍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方式，不少里弄保持着传统城镇的生活方式。”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的学者熊月之总结说。

　　“新上海”研究是一个富矿

　　世纪之交，熊月之编有《上海通史》。在他看来，“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简单对立的”。旅日学者刘建辉所写的《魔都上海》开篇提出，上海被称为“魔都”，其“魔性”正出于传统空间与近代化空间的相互侵犯、渗透。在上海史研究领域，这是一个根源性主题，亟待纵深挖掘的“富矿”。

　　张济顺抓住了“1950年代的上海”这一关键时空。经历翻天覆地变化之时，“旧上海”被迅速改造，其文化、观念、习俗等随之发生了反应，她发现，政治、经济巨力之下，通过个人的保留与传递，传统并未中断。这些都通过更多细节，呈现在《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这本书中。

　　在张济顺的印象中，1949年后，上海仍有咖啡馆，“大概一直到1966年才没有”。1963年前，市民爱看香港电影，甚至十分狂热；那时，即使唱革命歌曲，也会“变了味唱”，唱出“小资情调”——张济顺认为，“摩登上海的小资文化贴上各种红色标签仍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相当的空间”。

　　“modern，英语里就是指现代，我觉得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标签，而是一种深入浸透在都市社会文化里的特性。摩登还在，这是从文化角度看。第二，从广义的文化角度看，或者从社会，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大批上海人在这儿谋生也好，淘金也好，逃难也好，或者说发展也好，这么多的五方杂处的各色人等，形成了上海城市特有的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显现出它的现代性。”接受采访时，张济顺如是说。

　　不过，相比于晚清、民国备受中外学界青睐，“1949年后的上海”史研究尚处于成长阶段。在一次演讲中，张济顺表示，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在问题意识上的积累和突破，还是在史学方法和知识贡献方面，都乏善可陈”。以《上海通史》为例，她直言这本书“当代部分”的内容最乏力。

　　张济顺解释道：“这和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现状有关。革命史和传统政治史的叙述依然在重大的史学领域里具有统治地位。”（张弘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

　　本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