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之死

　　编者按

　　1955年12月，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位于别列捷尔金诺别墅的书房里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欣喜若狂的作家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无法想象我做到了什么！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此刻欣喜的他根本没有料想到这部作品会在三年后的冷战角力中成为“武器”。

　　1957年11月23日，《日瓦戈医生》在米兰出版。这部小说一夜成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在苏联国内却是一片斥责之声。西方的盛誉和国内的严酷声讨也让帕斯捷尔纳克遭遇了日瓦戈式的结局，最后风波以拒领诺奖结束。

　　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和年轻的法国友人奥尔嘉的访谈中，帕斯捷尔纳克谈起《日瓦戈医生》。“我对我的同时代人有一种巨大的负债感。我写《日瓦戈医生》就是想试着偿还。这种负债感在小说进度缓慢时让我喘不过气来。……这么多年只写抒情诗搞翻译，对我来说有责任对我们的时代表明立场——那些岁月，遥远却隐隐再现在我们面前。”

　　但中国读者读到《日瓦戈医生》比这晚了二十多年。1986年底到1987年，国内相继有三个版本的《日瓦戈医生》翻译出版，力冈、冀刚翻译的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奖作家丛书”版，顾亚铃、白春仁翻译的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以及蓝英年、张秉衡翻译的外国文学出版社版。三个版本中，蓝英年、张秉衡这个版本普及最广。但译者蓝英年一直遗憾的是，当时时间太仓促，译文不免粗糙，多有误译、漏译处，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氛围也不便于深入介绍背景。三十年后，耄耋之年的蓝英年重译《日瓦戈医生》，新版《日瓦戈医生》日前面世。

　　距离《日瓦戈医生》最初问世已经历时半个多世纪，这几十年中，全世界以《日瓦戈医生》为题的研究汗牛充栋。抛开政治，这一次，让我们再细读一次《日瓦戈医生》，从容地回望帕斯捷尔纳克笔下那些遥远却隐现的岁月。

　　一九二九年，夏杪。

　　日瓦戈赶早，去索尔达金科夫医院报到。电车出了故障，时走时停。雷电撕破闷热，一街尘土落叶，狂旋出风的形状。坐在车窗边的日瓦戈，感觉昏瞀无力。打不开窗，便往后门挤。他在怒骂和踢踹中，“从电车踏板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咚一声栽倒在石板上，从此再没起来。”

　　日瓦戈的死亡场景中，出现一位陌生人——穿紫色连衣裙的瑞士籍女士。她和他生命的所有交集，是他坐在电车里，看她在窗外走。她倏而超过他，倏而落后于他。在他倒地死亡的时刻，她重新赶上他，透过人群瞥瞥他，便继续自己的路。

　　这是《日瓦戈医生》主角的死亡。是一场看似意味疏离、情感寡淡的死亡。也是为小说安置的最好的死亡。

　　此前，我们曾伴随日瓦戈，辗转于西伯利亚、莫斯科、瓦雷金诺、尤里亚金，经历了一九零五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苏联内战、新经济政策。我们推开文字的门，流连迷途，遍尽曲折，抵达日瓦戈内心，触摸他丰富的情感，对爱和美的渴望，以及在“人比狼凶狠”的时代中，残存下来的温柔怜悯。

　　《日瓦戈医生》是一个人的史诗。书写了日瓦戈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荫的幽谷，如何在貌似随波逐流的外表下，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战争、革命、迁移，不过是独白之外的背景声。但在死亡一刻，作者忽将镜头拉远，插入一个他者视角。于是，我们从日瓦戈的世界退出来，通过“穿紫色连衣裙的瑞士籍女士”的眼睛，看到路边的围观者，看到底部绝缘体短路的电车，看到熙攘的普列斯纳街，废墟般的莫斯科，蔽败不堪的俄罗斯。倒毙于街头的日瓦戈，在越拉越远的景象中，渺小成一个黑点。

　　紫裙女士名叫弗列里小姐，“已经非常衰老了”，也是个几欲被革命和战争毁灭的倒霉蛋。她正为自己的命运奔走。知道路边死了个人，不过是个陌生人。她不在意他的灵魂，也不体恤他的生命。

　　《日瓦戈医生》开篇，并非始于日瓦戈之生，而是始于日瓦戈母亲之死。先描写葬礼，继而追忆母亲身患肺痨。这是日瓦戈对死亡最初的认识。他的人生尚未展开，即已被迫面对终点问题。

　　日瓦戈第二次面对死亡，是在十年后，未来岳母之死。“现在已经大不相同”。医科大学生日瓦戈“无所畏惧，生死置之度外，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不过是他字典里的词汇而已。”人们在安魂祈祷中呼求上帝，使他内心起了质疑，“这是什么意思？上帝在哪儿？”入葬的时候，他继续思考，“艺术永远包含两个方面：不懈地探讨死亡并以此创造生命。”

　　年轻人自以为无惧生死，实则是孩子气的傲慢。但把艺术界定为“探讨死亡并以此来创造生命”，却是日瓦戈后来创作诗歌的原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书写《日瓦戈医生》的本意。

　　雪夜作诗的著名场景，发生在瓦雷金诺。那段时间，日瓦戈完整享有拉拉的爱情，全力投入诗歌创作。然而，有四匹野狼闯进来，“并排站着，嘴脸朝着房子，扬起头，对着月亮或米库利钦住宅窗户反射出的银光嗥叫。”月光雪地间的狼，给日瓦戈投下心理阴影，越来越严重地困扰他，渐渐抽象成“有关狼的主题”。他把它们视作“敌对力量的代表”，想毁灭他和拉拉。他不知道，这抽象的敌对力量，拥有具体的名字：死亡。而在另一次，他则清晰感觉死亡的名字。那是他伤寒濒死之时，在幻象中看到鹿皮袄男孩。他明白男孩是自己的死神，也知道他在帮助自己写作史诗。

　　日瓦戈的一生，始终处在生与死的张力之下。这是人类的普遍命运：甫一出生，即已奔赴死亡。瓦雷金诺之夜，充满爱情和诗歌的生命之夜，死亡始终蹲伏在窗外，以凄冷的嗥叫彰显存在。夜晚结束了，拉拉离开了。她要在若干年后，日瓦戈的葬礼上，才能隔着生死，重新见到他。

　　“你在时代的俘虏之中，身为永恒的人质”

　　日瓦戈的遗作中，有一首《哈姆雷特》。帕斯捷尔纳克假借笔下人物，对生命和死亡做出注释。帕斯捷尔纳克在苦难之中，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忍不住发出叹息：“我的天父啊，倘若允许，／这一杯苦酒别让我喝。”是的，整本《日瓦戈医生》，就是一声叹息。它是诗人的唯一小说，是小说家的人生概括，也是垂亡人对灵魂的整理。简言之，它是一本忏悔录。

　　由奥古斯丁开启的忏悔录传统，是回顾、内省和仰望的传统。很多作家在烛火飘摇的年岁上，都会书写这样一本书。《日瓦戈医生》，正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忏悔录，是他“生存的目的”。他在五十六岁那年动笔。彼时，父亲在英国去世不久。他给亲人写信说：“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狼嗥一般的死亡，犹如阴影弥漫。他不管可能的政治后果，不管文坛朋友否定价值，一定要把这部作品写出来。

　　帕斯捷尔纳克自认为，它将“表达对于艺术、对于福音书、对于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看法。”他在意的不是历史，是“在历史之中的人的生活”。历史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

　　帕斯捷尔纳克曾借助书中人物之口，挑明这个意图。“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对如何战胜它的探索。”“把历史看成人类借助时代的种种现象和记忆而建造起来的第二宇宙，并用它作为对死亡的回答”。

　　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写，犹如向水面投掷石子。在个体生命之外，圈起层层“遥远音波的余响”（出自诗歌《哈姆雷特》）。

　　可惜，在漫长的岁月里，《日瓦戈医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曾将它误解为政治小说。他们丝毫不在意，作者是个在斯大林打来电话时说“我想跟您谈谈生与死”的书呆子，也不在意作者引用普希金诗句来为自己疾呼，“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地生活，／还有一大炒锅汤”。事隔多年，赫鲁晓夫才肯承认，如果当年他亲自读过《日瓦戈医生》，就不会发动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了。

　　然而，诗人毕生思考、书写和等待的死亡，早已带走了他。世界的言说失去意义。唯一能在天堂回响的，或许是他为自己预备下的谢幕辞：“别睡去，别睡去，艺术家，不要沉入梦乡。／你在时代的俘虏之中，／身为永恒的人质。”（《夜》）

　　□任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