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只有将士，没有叔侄

　　人物小传

　　夏尔·戴高乐（1890-1970）

　　法国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创建者。1890年出生于法国里尔，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陆军学校，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俘。二战爆发后，创建并领导自由法国政府（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抗击德国的侵略；在战后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共和国总统。

　　贝尔纳·戴高乐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侄子，出生于1923年，92岁。曾参与二战，为“自由法国”运动抵抗组织成员，抗击德国侵略。二战结束后，从事科学仪器研究。后曾担任中法委员会主席，致力于促进中法友好。

　　纪念馆

　　巴黎的公寓里，贝尔纳展示了叔叔戴高乐留给他的著作——《法国和她的军队》。这本书内页纸张已经泛黄。戴高乐1936年完成这本书的写作，1938年印刷第一版。他赠给贝尔纳的是1945年版。在这本书里，戴高乐追溯法国军队的历史，描绘了法国的英雄人物，也记叙法国曾取得的胜利和遭受的失败。贝尔纳说，这是叔叔戴高乐留给他的记忆之一。

　　砰～

　　贝尔纳·戴高乐开启了一瓶葡萄酒。

　　几天前他去市集，看到瓶身上“里沃萨尔特”的标识，毫不犹豫出手买下——二战时，他在这个法国南部盛产葡萄酒的小镇待过一段时间。

　　贝尔纳买酒，也是寻找一段回忆。那时他正年轻，是法国抵抗组织的一员，为躲避法国维希政府和德军的追捕，终日穿梭在边境的密林河谷一带。

　　抵抗组织最开始一批成员，是1940年从敦刻尔克撤退的200多名法国步兵、炮兵。当年7月时，已经有7000多人自愿拿起武器为“自由法国”而战了。

　　贝尔纳的叔叔夏尔·戴高乐，法国前总统，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

　　92岁的贝尔纳如今独自居住在巴黎市中心的一栋白色小楼里，陪伴他的是妻子少女时的美丽画像，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纪念品，甚至包括一幅写有宋词的中国画。

　　他满头银发，穿着灰黄色毛线编织的柔软马甲，搭配来自芬兰的银搭扣，古朴又优雅，面庞和年迈时的戴高乐极其相似。

　　75年后，贝尔纳为自己斟上一杯葡萄酒，纪念叔叔戴高乐，也纪念逝去的战时岁月。

　　“这就是战争”

　　战争令贝尔纳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

　　5月18日上午，在贝尔纳·戴高乐的公寓里，我们请他讲述战争中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他皱起眉，接着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相比起一些老兵乐于讲述当年的战斗岁月，贝尔纳起初并不愿谈及相关细节，直到我们第二次拜访，这个故事才有了轮廓。

　　1940年，炮火已经在欧洲的土地上汹涌，17岁的贝尔纳在格勒诺贝尔一所大学的法律系就读。

　　这是一座群山环抱的小城，作家司汤达就曾在《一个旅行者的回忆录》里对故乡格勒诺贝尔有这样的描述：“在这座小城，驻足每条街的尽头，你都能看见山峰。”

　　贝尔纳至今对这些山峰印象深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和40多名同学一齐坐在课堂里，聆听老师加莱的法律课。

　　贝尔纳的印象里，加莱是一位聪敏、博学的年轻人。对方思维活跃，却又坚持己见。这位老师有独特的“信仰”——支持希特勒。

　　贝尔纳对此感受复杂：一面，加莱是他的老师，值得尊敬，另一面，他无法理解，对方为什么会支持法国的敌人。

　　后来，法国已被德国占领，贝尔纳离开法国，前往瑞士。

　　当时，他的叔叔戴高乐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著名的6·18讲话，表明了绝不投降于德国的决心，“我是戴高乐……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烈火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戴高乐家族因此被通缉，贝尔纳一旦身份被揭穿，很有可能被德军逮捕。

　　边境上的小火车拥挤不堪，贝尔纳奋力挤进车厢后，他几乎停止了呼吸——他看见了加莱老师，就在车厢另一头。

　　“害怕，非常害怕，怕他把我交给德军。”贝尔纳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像被人扼住喉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贝尔纳与加莱相互凝视，都露出异常惊讶的表情。

　　贝尔纳决定先声夺人，他叫了一声：“加莱老师！好久不见，我是约翰。”

　　他看见加莱的面部逐渐变得柔和，配合他：“你好，约翰。”随后，他们分道扬镳，走向不同车厢。

　　“他不是敌人，他只是分裂派。”5月18日，坐在巴黎的公寓里，贝尔纳用法语说，其中也交织着一些英文单词，“老师对学生的感情战胜了他的信仰，我感激他。”

　　他记得当时和加莱告别后没多久，就看到一些身着德军军服的士兵在列车旁匆匆走过。

　　1941年6月，他终于赶到阿尔及利亚和叔叔戴高乐会合，对方告诉他：“你知道吗，就在几天前，你的老师在学校走廊里被学生暗杀了。”

　　也是从这一刻起，贝尔纳意识到人性的复杂。“这就是战争。”他发出叹息，“并不是非黑即白，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比如国家，个人感情和信仰。”

　　“你可以走了”

　　4年离别后，戴高乐只和侄子交谈了3分钟，贝尔纳认为这就是戴高乐主义，没有叔侄，只有将军和士兵

　　战争对贝尔纳还意味着“不再能过正常的生活。”在此之前，他是16岁的普通少年，醉心于青春期男孩关注的一切。

　　这与我们采访的另一名英国老兵鲍勃·加法的感觉相似。鲍勃曾跟女儿回忆说，从踏上战争前线的第一刻开始，他们的青春就已经结束了。

　　叔叔戴高乐的青春结束在1912年，那时他22岁，被派到著名的第33步兵团任少尉，参与一战。4年后法对德凡尔登战役中，戴高乐受伤被俘，囚禁在德国南部地区的战俘营。

　　当时被俘的法国人有40多万，很多人暗自庆幸能借此远离战争和硝烟，戴高乐却不愿听从命运的摆布，他竭尽所能逃亡，五次被抓获。直到1919年战争结束，他重获自由。

　　二战爆发后，戴高乐为躲避追捕，即将前往英国，侄子贝尔纳也被燃起参战的热情，要求与戴高乐同去，却遭到拒绝。“你还太小，应该留在法国。”

　　此后的1940年6月29日，200多名步兵、炮兵向戴高乐将军报到，从敦刻尔克撤退的这些人，投入到“自由法国”运动。这年6月底时，法国海军中将米塞利埃也来到伦敦，支持戴高乐将军。

　　7月，已经有7000多人志愿拿起武器为“自由法国”而战，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从法国绕道西班牙逃到英国，有的从北非经直布罗陀海峡投奔而来。贝尔纳成为其中一员，开始他的革命生涯。

　　“那时我想参战，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出于对国家的爱。”贝尔纳说。

　　叔侄重逢在1941年，在异乡，他们相处了整整一个月，讨论了不少关于战争的细节，但贝尔纳却没有写进回忆录里。他说，这是他最宝贵的记忆。“保持一些神秘很重要。”

　　在贝尔纳的印象里，叔叔是一位“完美模范”。在很多需要抉择的重要时刻，他第一个想去征求意见的人，就是戴高乐。

　　结婚前，他带着未婚妻去见了叔叔。“如果他不同意，我是不会结婚的。”贝尔纳回忆说。

　　但这位叔叔，却没有回敬给他任何一次优待。

　　二战期间，贝尔纳已经是一名中士，驻守在一个小村庄里。

　　一天中午，部队司令告诉他，戴高乐已到达附近城市。贝尔纳被准了两个钟头的假，可以赶到市中心和叔叔见面。

　　几天没洗澡、军服沾满泥土，贝尔纳找军营借了一辆同样脏兮兮的吉普车，直接开到市政府。

　　这距离他们叔侄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4年，但仅仅聊了3分钟，戴高乐就要离开，并告知他：“你可以走了，返回你的军营。”

　　一位军官叫住愣在原地的贝尔纳，非得留他吃晚饭。当晚，他坐在一长溜饭桌的最后一个位子上，却被戴高乐发现了，生气质问道：“谁让你来吃饭的？你可以走了！”

　　这是贝尔纳理解的戴高乐主义，没有特权，没有叔叔与侄子，只有将军和他的士兵。

　　“战争中的普通人会怎样？”

　　战争中的很多事情，超出了贝尔纳的想象，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控制

　　贝尔纳公寓的一角，挂着一幅风景画：阿尔卑斯山山间点缀着白雪，近处是一片草色。

　　贝尔纳告诉我们，1940年时，他独自一人，穿着笨重的登山鞋，就在画里的山丘间跋涉，希望能偷渡到西班牙后再与叔叔戴高乐会合。

　　这是参战初期，他目标明确，踌躇满志，还使用之前学习的德语，冒险和遇到的德国士兵搭讪，请他们将自己带到要去的车站。

　　但贝尔纳用“迷失”这个词语来指代后来战争里发生的一切。很多事情，超出了他的想象，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控制。

　　1945年，二战末尾，胜负已定，贝尔纳跟随法国部队进入德国的黑森林驻扎。

　　部分普通德国市民为躲避战乱，将自己的孩子藏在茂密的树丛里。

　　贝尔纳说，他现在还能想起那些德国孩子被法国士兵发现时的眼神，惊恐又无助。

　　这让他内心不安。他向叔叔描述这种感觉，叔侄二人愿望一致：这样的战争，不要再发生第二次。

　　再后来，贝尔纳与300多名法国士兵一起入驻德国柏林。二战结束后，《波茨坦公告》签订前夕，他的印象里，2000多名英国士兵，5000美国士兵，数不清的苏联人，以及300名法国士兵，一起象征性地去占领柏林。

　　贝尔纳记得，那时军营里活跃着一名英国女记者，她会说几国语言，却总爱和法国士兵们混在一起，嬉笑玩闹，原因是她更喜欢这里法国厨子制作的美食。

　　一个普通的上午，女记者来到柏林贝尔纳驻扎的营地，带着一种震惊又不知所措的神情。

　　“你们知道吗，美国向日本投了一颗原子弹。”她的声音带着颤抖。

　　这让贝尔纳浑身战栗。和另外300多名法国士兵一样，贝尔纳只知道，最近美国可能会有大动作，但普通士兵们对计划的时间和内容一概不知。

　　“原子弹意味着杀伤力有多强？它的辐射会波及全球吗？战争里的普通人会怎样？”他记得当时有许多疑问，却得不到解答。

　　这也让贝尔纳对日本这个国家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一度想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成为二战的源头之一。

　　几年前，贝尔纳的孙子要去日本，走前他叮嘱说：“你一定要去日本皇宫走一圈，闻一下那里的味道。那里才是日本的尽头。”

　　“你应该去中国”

　　1964年，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贝尔纳受戴高乐任命来到北京，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

　　二战结束后，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里写道：“我驾驶着这艘小船穿过了汹涌的波涛。在此之后，我想终于可以在平静的海面上行驶一段时间了。”

　　贝尔纳的平静生活也开始了。

　　戴高乐并不愿他成为一个政治家。在他年纪还小时，叔叔就告诫他，要远离国家政治。

　　他开始从事科学仪器研究，并成为法国测量、监控、调节及自动化设备出口委员会委员。

　　担任法国总统的叔叔戴高乐曾对贝尔纳说，“你应该去中国，看看那里发生的每件事，也记住你的每一样感受，这些都会留作经验。”

　　1964年，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贝尔纳受戴高乐任命来到北京，毛泽东和当时其他领导人一同接见了他。

　　他对当时中国的三位领导人印象深刻。毛泽东告诉他，自己刚在三周前横渡了长江。“这意味着他（毛泽东）精神不错。”贝尔纳说。周恩来留给他的感觉则是精力充沛。至于邓小平，“我从未想过，这个矮个子会成为未来中国的第一号人物。”贝尔纳感慨。

　　谈起这场半世纪前的见面，他说当年十分谨慎，还向毛泽东询问：“我能把我们的谈话报告给戴高乐将军吗？”毛回答说：“这就是我让你来的原因。”

　　采访的最后，贝尔纳为我们展示了他曾孙的照片。这是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混血宝宝。贝尔纳的大儿子已经在上海定居，而他的孙子，与一名中国女孩结婚了。

　　我们问他，戴高乐家族在战争时的法国扮演什么角色，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他笑着回答说，二战时，戴高乐家族代表着“不屈服的法国”，这是“过去”；至于现在，荣誉都散去，他的“未来”，子孙们，都在中国。

　　A16-1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金煜 法国巴黎报道

　　摄影/新京报记者 薛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