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见义勇为不应过于苛刻

　　金语良言

　　对于见义勇为，不能光靠呼吁国家层面完善各种政策措施等，在实践中，“有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者”更应该成为认定见义勇为的基本规则。

　　近年来，见义勇为事件经常见诸媒体，亦颇受关注。但在积极宣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同时，见义勇为者遭遇的困境也不在少数。

　　就在前一段时间，为救落水工友，25岁的王超杰和一位工友一同牺牲。因王超杰是农村户口，施工方律师给出的赔偿是19万，还不到另一位城市户口牺牲工友的一半。如此“同命不同价”的赔偿标准很快引爆舆论。其实，争议多年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在死亡赔偿金上的差异早就不该是问题，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已做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对于见义勇为的赔偿，近日又有一则报道，家住江苏盱眙县魏桥镇的张先生去年给16岁的儿子买了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现在儿子因为救人走了，他想给儿子申报见义勇为，但保险公司说如果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就不予赔付，其理由是，见义勇为属于有意为之，“不属于意外死亡。”如果为救人而伤亡不属意外，那不就是说救人等同“自杀”吗？无论从什么角度，有意救人与意外死亡在逻辑上毫无矛盾可言。再说，将见义勇为的美德、善行义举与保险理赔对立、割裂开来，本身也不符合我国民法确立的公序良俗原则，在法理上一定得不到支持。

　　当然，赔偿是以认定见义勇为作为前提的，而在认定问题上，一些地方的做法更是过于苛刻，甚至不惜往牛角尖里钻。

　　贵州发生过一起迟到12年的认定见义勇为事件。当年在一次金店遭劫时，35岁的女子谢远凤听到呼救声后，便冲下楼阻止，不幸被一歹徒开枪击中身亡。其丈夫为妻奔走申请“见义勇为”，直到12年后，妻子终于被当地政府追认为“见义勇为”。荣誉是得到了，但一个“见义勇为公民”称号要等12年，实在有点“迟来的正义”。如此长时间的认定过程显然也伴随着某些细节上的“争议”。似乎在一些地方看来，认定见义勇为一定要有惊天地泣鬼神之举，至少讨论起来要百分百一致，否则，就有可能被驳回。

　　试想一下，为救人受伤甚至牺牲，还要对照条文认定他的行为是否“合规”，难道我们对此就不能从宽认定吗？比起有的地方在官员意外“喝酒死”时都能够认定为“因公牺牲”，并获得高额抚恤金，“有利于保护见义勇为者”更应该成为认定见义勇为的基本规则。至于去年7月发生在深圳的那起从见义勇为到“过当被拘”，最后再回归到见义勇为的事件，可以说差点成为见义勇为者的悲剧，其绝对不应该再重演。

　　归根到底，对于见义勇为，不能光靠呼吁国家层面完善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护政策措施，落实见义勇为伤亡人员的抚恤补助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地方上，为见义勇为加分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共识，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