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藏亚隆的背影，就足以抵御孤独(1)

　　生命到了后半程，仿佛就会有很多命运的线头开始归集。当我接到那个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去美国访问欧文·亚隆时，我惊讶不已。我刚刚为他即将在中国出版的新书《浮生一日》写完推荐序，题目是《对欧文·亚隆的一次虚拟采访》。我本来就是记者出身，也认定此生没有见到亚隆的机会了——任谁请，年过80的亚隆，都以年龄和健康为由，婉拒中国之行。现在，“虚拟”竟然要变成真实！是不是为了这一天，我已经无意识地准备了十几年？

　　我的书柜中，第一次出现欧文·亚隆的书是在1998年，那是一本并未获得正式版权的《爱情刽子手》。彼时，我已经开始学习心理咨询，读到亚隆《作者序》中的最后几句话，心中似有洪钟敲响，并久久地轰鸣：心理医生不能开口闭口“你们”，“你们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我们的”问题如何，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与死亡密不可分，有生就有死，有自由就有恐惧，有成长就有分离。就此而言，我们一体同命。

　　他知道那些来寻求帮助的人，并非是等待擦去油泥、换掉破损零件的机器，而是和我们一样活生生的人。作为一个人的心理治疗师，如果自身从未有过存在的荒诞感，总是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却要去和来访者一同探索心灵，那不仅是隔靴搔痒，隔山买牛，也是对生命的轻忽与傲慢。

　　所以，当我走进花园小径尽头亚隆的家时，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Professor Yalom , I feel I've know you for a long time."（亚隆教授，我觉得我认识您已经很久了。） 特约撰稿 陆晓娅

　　“要完全与另一个人发生关联，人必须先跟自己发生关联。

　　如果我们不能拥抱我们自身的孤独，我们就只是利用他人作为对抗孤立的一面挡箭牌而已。

　　只有当人可以活得像只老鹰，不需要任何观众，才能爱慕地转向另一个人。”

　　勇气

　　从一种孤独抛进另一种孤独

　　2015年美国团体治疗协会年会上，欧文·亚隆被邀请给团体治疗师们提些建议。亚隆谈的第一点是“勇气”。有勇气之人，大半在鼓起勇气之时是孤独的。比如，一个心理治疗师离开治疗室去对来访者“家访”，那肯定是越界之举，会受到同行们的强烈质疑和批判。但亚隆这样做过，并且表示“我总是感到做得还太少，因为每次家访都被证实非常有价值”。

　　既然亚隆表示，此次见面不希望太过正式，所以，我就这一个小时也当作对亚隆的一次“家访”：我不仅可以问，也可以看，可以感知，可以用这个机会探查亚隆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底色，追寻他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从何而来。

　　“想不想先去我的工作室看看？”在握手寒暄之后，亚隆提出了一个邀请。我想其实他知道我们很想看看这间著名的小屋。说它“著名”，是因为亚隆曾在书中描述过，病人们穿过花丛小道（精神科出身的亚隆，在书中通常称来访者为“病人”）来这里进行治疗，有人会对花园里的姹紫嫣红表示欣赏，有人会抱怨坏了的纱门怎么老不修，有人会为轻微挪动了纸巾盒道歉，也有人会乐此不疲地调侃亚隆曾忘记换空了的纸巾盒。亚隆从这些看似与治疗无关的细节中，看到了“每个人不同的内部世界”。

　　不知道亚隆何时开始拥有这间黄墙红瓦的独立小屋的，或许是他从斯坦福大学提前退休后吧？之所以提前退休，是因为亚隆对当时精神病学变得药物化感到失望。亚隆转身离开学校，用他的自由意志为自己做出了一个选择，他有勇气将自己从一种孤独抛进另一种孤独。不过，有了这间独立的小屋，孤独就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他可以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屋继续进行心理治疗，也可以望着窗外花开花落安静地写作。我相信他非常享受这样的孤独，因为他已经发现，写作就是教学的延续，也是“第二种治疗实践”。他的生涯在退休之后，有了更广阔更深远的展开——书，可以跨过疆域，传之久远，超越时空。用他自己创造的术语说，他的生命将通过这种方式，产生“波动影响”。

　　亚隆的小屋，何尝不是亚隆的“内部世界”呢？当他打开门让我们进去时，我最先注意到的就是那一墙的书。书柜前摆着两张深蓝底色金色花朵的布艺沙发，敦厚地等待着收容身与心。亚隆说，那是他做治疗的地方。亚隆告诉我们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迫不及待地想来这里开始写作，写作让他很享受，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快乐”。

　　写作

　　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令人惊叹

　　我自己第一次读《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时，竟以为它是亚隆的封笔之作，还曾为此黯然神伤。写作此书时，亚隆75岁，他在书中提到“对于一个善于反思的古稀老人来说，考虑死亡和生命无常的问题是很自然的。每天发生的种种迹象都如此地震撼人心，很难视而不见，比如我们这一代已经过时了，比如我的朋友和同事生病了，过世了，比如我的视力衰退了，还有，每天，我的膝盖、肩膀、背部、脖子的情况越来越糟”。

　　而今，在我面前的亚隆快要84岁了，须发花白，步履缓慢，却在这九年当中，坐在这间小屋中，望着窗外婆娑的花树，又写出了《斯宾诺莎问题》、《我要叫警察》和《浮生一日》，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我不知道，是写作-创造让他葆有生机，还是身体-健康维持了他的写作-创造，我宁愿相信是前者。

　　亚隆说过：“创造力是黄金之道，转变了我全部的生命”——当年，热爱文学的他，用非常规非病理的说故事方式报告案例，得到教授们的认可，从而“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人到中年，他摒弃了纯粹用文献资料和研究数据来写学术书籍，选择“可以与读者亲切交流的方法”，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专著《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40多年过去，这本书多次再版，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后来，他更是开创了“心理治疗故事”“教学小说”等模式，把原本隐秘而抽象的心理治疗，还原为生动的故事，从而风靡世界。

　　“我身上有一种破除偶像的倾向”，亚隆曾这样说自己。正是这种创造者的宝贵特质，正是这样的生命勇气，让亚隆成为了亚隆。他开始写回忆录了。“我脑袋里还有很多东西，我想把它们写出来”，他说。别管他写的是什么吧，对于我和许多读者来说，能再次读到亚隆的著作，那是真实的盼望。

　　陪伴

　　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比起亚隆的工作室来，他和妻子玛丽琳的家，宽敞多了，也透露出亚隆更多的角色与个性：在这个空间中，亚隆很自然地还原为一个丈夫。我们刚刚走进院子，他就大叫：“玛丽琳，快过来！”在看完书柜中陈列的他自己各种不同版本的著作后，亚隆立刻带我们去另一间房间看玛丽琳的著作，我惊讶地发现，玛丽琳原来是《乳房的历史》等书的作者；当友谊医院心理专家柏晓利拿出自己的礼物，一幅苏绣的《清明上河图》时，他又说：“等等，等等，我希望玛丽琳能听听！玛丽琳！”

　　亚隆在15岁就认识了玛丽琳，他说她是那时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唯一读书像我一样多的人”。他和朋友打赌说，他要娶这个女孩为妻。8年后，朋友在婚礼上乖乖交上输掉的50美金。现在，看着两个老人的互动，他写在新书《浮生一日》扉页上那句朴素的话，在我心中变得隽永而绵长：“致玛丽琳，与我共同生活六十余载的爱妻，我们还会在一起很久很久。”

　　他们的四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所好，各有所成，但院中的大橡树上还挂着亚隆自制的秋千。孩子们养小动物的后院已经有些寥落，客厅里却挂上了儿子拍摄的作品。落地窗前，还不时可以看到父子对弈的身影。

　　亚隆家玄关墙上挂着一幅尺寸不算太大的画，我想那是罗洛·梅画的《圣米歇尔山》，亚隆曾在书中提到过这幅画。罗洛·梅也是亚隆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亚隆刚刚接受精神医学训练时，对当时的理论模式既困惑又不满，后来，他读到了罗洛·梅的《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方向》，“一扇全新的、洒满阳光的窗户在我面前打开了”。

　　当亚隆为癌症患者治疗产生死亡焦虑时，他请求罗洛·梅为他做了三年的心理治疗。而之后，罗洛·梅老了，中风了，人生的角色换了过来，罗洛·梅开始向亚隆寻求支持，直到在亚隆的守护中，罗洛·梅阖然离世。《圣米歇尔山》在替罗洛·梅陪伴亚隆吧，它是他们友谊的见证，也象征着某种生命间的传承和精神性的延续，是另一种“还会在一起很久很久”。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