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榨取与国家的兴衰

　　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将这句话推至国家层面，或许可以说“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之处”。

　　阿西莫格鲁和鲁宾逊却并不这样认为。在两人的新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他们指出，失败国家失败的原因也是相似的，恰如成功国家拥有相似的成功原因一般。不仅如此，他们更是指出，失败国家之所以失败而成功国家之所以成功，均取决于同一核心要素，即制度。

　　简言之，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国家失败的根源在于榨取型经济和政治制度。与之相反，成功国家之所以成功则在于它们建立起了包容型经济和政治制度。

　　国家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

　　为了论证这个核心观点，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全面挖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比较分析了全球范围内20多个国家兴起和失败的案例。全书逻辑脉络清晰，论述引人入胜，文字娓娓道来，实乃史论结合的典范。

　　那么，为何榨取型经济和政治制度会导致国家失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重述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观点：由于缺乏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榨取型经济和政治制度无法为行为体提供持续有力的激励，最终导致发展的夭折或停滞。比如，他们发现，在殖民时期之前，撒哈拉以南地区早就掌握了铁犁技术，但是铁犁并没能被大范围应用于农业，这是因为在其生产剩余随时可能遭到掠夺的情况下，当地农民没有提高农业产量的动机。与此相反，包容型经济和政治制度之所以成为国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它为产权提供了有效保护、进而为行为体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

　　更进一步，在论述中，他们认为政治制度较之经济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和优先性。换言之，国家成功或失败的根源在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榨取型或包容型）。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础，一国经济制度的性质根本上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性质。

　　在这里，作者特别强调政治精英对于经济制度的影响甚或决定作用。首先，在任何社会中，政治精英都有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的强烈动机。在失败国家，政治精英无一例外地从现有的经济制度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尽管这是以牺牲整个社会的经济福祉为代价的。即便是在那些建立了包容型经济制度的国家，政治精英仍旧拥有顽固捍卫原有的、榨取型经济制度的动机和能力。可以说，国家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

　　两位作者特别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尽管美国内战结束了南方各州的奴隶制，但是，南方各州的统治精英（即奴隶主阶层）仍旧通过各种方式来延续奴隶制时期的经济制度。这导致美国南部各州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北部各州——这种差距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亦即通过政治改革之后）才逐步缩小。

　　面对“关键节点”政治精英的不同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在榨取型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还可能（出于政治考虑）成为经济创新的绊脚石和扼杀者，因为他们有着维系已有的榨取型经济制度的强烈动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指出，这种动机不仅仅是经济性的，更是政治性的。在这里，他们引入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概念，指出，由经济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不仅仅具有经济效应，而且会导致政治后果。比如，尽管蒸汽机的原型首先出现在法国，但法国并没能立即享受蒸汽机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原因正在于政治精英对“创造性破坏”所导致的政治后果——可能导致某些法国行会的衰落、进而引发政治动荡——的担忧。同样，在殖民时期，非洲的很多酋长竭力反对修建铁路，因为这有可能削弱他们的（基于经济垄断之上的）政治控制能力。

　　如此一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便找到了国家失败的政治根源。同时，这也意味着，榨取型经济和政治制度往往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因为如前所述，政治精英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会竭力捍卫已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称其为“恶性循环”：榨取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倾向于再造自身。

　　然而，这也使得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可能面临“制度决定论”的指责。为了与“制度决定论”保持距离，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偶然性”，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某些“关键节点”上（critical junctures），不同社会的政治精英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后者又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该社会后来的发展轨迹。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政治精英的这种选择又充满着偶然性。比如，在14世纪，东欧和西欧拥有基本相似的封建制度。然而，面对“黑死病”这一“关键节点”，东欧和西欧的政治精英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在西欧，“黑死病”导致人口大幅下降，进而提高了农民相对于封建领主的谈判地位，由此迫使政治精英开启了包容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构建进程。在东欧，“黑死病”同样导致了人口大幅下降。但是，“黑死病”使得西欧急需从东欧进口粮食，因而从东欧向西欧出口粮食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于是，东欧的政治精英选择加强对幸存下来的农民的剥削，从而使得已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更具“榨取性”。

　　同样，面对16世纪大西洋贸易这个“关键节点”，英国王室和西班牙王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前者选择开放大西洋贸易，这使得更多的人获得了经济利益——他们在英国后来向包容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演进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西班牙王室则选择垄断大西洋贸易，这使它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榨取型经济和政治制度。因此，在相同的“关键节点”面前，初始条件相似的社会往往会因政治精英的不同选择而展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国家便在这些充满偶然性的选择中兴起或衰落。

　　榨取型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那么，如何理解一些国家在榨取型政治制度下所实现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承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榨取型政治制度有可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比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苏联。但是，问题在于，这往往是不可持续的。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看来，这里存在着两个关键缺陷。首先，在榨取型政治制度下，政治精英无法容忍经济和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如前所述，这会潜在地削弱政治精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其次，在榨取型政治制度下，由于政治权力控制着极大的经济机会和资源，这极易引发对政治权力的争夺，由此导致的政治社会动荡将危及经济增长本身。作者指出，长远看来，榨取型政治制度下的经济增长最终无一例外地走向了终结。

　　因而，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创建起包容型经济和政治制度，其中，包容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又具有根本性——毕竟，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说法，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决定了国家的成功或失败。因此，面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失败问题，他们的建议并非是增加国际援助或进行经济改革，而是赋权于民、支持公民社会的成长并推动社会的多元化。

　　不可否认的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鸿篇巨制面临着一些内在张力。比如，他们一方面强调权力集中的必要性，因为，无论如何，国家能力都必须基于一定的权力集中之上。但同时，他们又强调，权力一定不能集中到“绝对主义”的地步。然而，对于如何在权力的集中和制衡之间保持平衡，他们却不可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的具体情境。

　　即便如此，《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仍旧为我们带来了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以及对现实的深刻反思。至少在政治精英倾向于阻挠包容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出现这一点上，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历史叙事是难以批驳的。

　　□闫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