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物如何真正亲近孩子？

　　林汉达1900出生于浙江宁波，他怀揣着那个时代最迫近、最普遍的关切，“扫文盲，启民智”，远渡重洋，在美国完成了以《中国民众教育的发展与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为题的博士论文。抗日战争期间，林汉达没有与其所在的之江大学（今浙江大学）一道内迁，而是留在家中以“拼音字”为原则写作《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生为南方人，他却精心选择以“京白”口语来讲述历史故事。

　　上世纪60年代初，林汉达接到出版社的委托，让他给孩子们编写一套通俗历史读本，这个任务遂成了他当时精神上极大的慰藉。《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和《东汉故事》，一出版就广受欢迎。遗憾的是，1972年，林汉达突发心脏病去世。

　　今年，林汉达未竟的事业被接续完成。早在1981年就将林汉达的《三国故事新编》成功改写成《三国故事》的雪岗，终于在退休后腾出了全部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故事集”后五部的续写。半个世纪过去，写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早已有天壤之别。白话文这时要竞争的对象，不是文言，而是朝生夕死的网络流行语，历史故事则要从电子游戏、虚构小说和应试教育中争夺孩子们的注意力，力图告诉他们“你从何处来”——这注定是一次艰苦的旅程。

　　事实上，林汉达钻研的重心，就在民众教育和语文写作上。他说：“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尝试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可以说，从林汉达出发，思考历史普及如何真正亲近孩子，正是《中国历史故事集》亟待探究的现实意义。

　　儿童易被历史写作中的刻板印象绑架

　　“我们更应该‘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出版人郑一奇谈到。上个月，《中国历史故事集》在国家图书馆完成了首发仪式后，针对“历史普及读物如何走近青少年”这一问题，来自历史学界、教育界和出版行业的与会者展开了探讨。

　　在郑一奇看来，我们长久以来习惯把中国故事和外国故事泾渭分明地分开来写，但是到了当下，这种老办法需要被扬弃了。这就意味着将中国的历史故事放在一个世界史的视角当中，更加全面地看待文明的发展，而这也必然带出对很多历史事件全新的再认识。

　　同时，通俗历史读物的编撰者应该谨慎对待存在于普通教育、当代传媒乃至官方话语中的惯常表述。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以“我们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这句话为例，坦言其中多少带有种族本质论的色彩。

　　辛德勇认为，侵略并不必然和种族有关，或者说我们不该用种族的视角去审视战争与和平的运作。他反复强调，他的观点主要针对近年来民粹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我们当应以各种方式去激发爱国情怀，在和平岁月里，则理应怀有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去塑造我们自身的文明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雷颐的发言呼应了辛德勇的观点，指出很多历史表述都存在刻板印象，甚至有妖魔化的嫌疑，如他所说——“李鸿章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实是长期被忽略的。”而正是因为少年儿童就像白纸一样，最容易受到这些刻板印象的“绑架”，所以写作者和教育者更应该谨慎对待，甚至在无法把握处，“宁可不写”。

　　这就要求给少年儿童创作的历史读物应该时时更新，仅仅依托于正史并不够，还要及时地吸收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最新的、已成定论或共识的研究成果。郑一奇当面称赞了雪岗写作的严谨性，称自己特意挑出了王安石“三不足”的典故以及“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两个细节来检视《中国历史故事集》，发现雪岗“写得滴水不漏”。

　　可从衣食住行激发对历史的兴趣

　　《中国历史故事集》的编写方式，是串珠式的，希望小读者在被每一章节的小故事吸引的同时，能对各朝各代的发展更迭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雪岗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这部著作区别于《吴姐姐讲历史故事》等同类书籍的特点就在于此。

　　雪岗延续了林汉达先生的写作理念，仔细研读正史，同时也参照一般史书的说法，进行深入浅出、详略结合的转化。当然这就意味着本书仍然是以政治史（军国大事）为核心的经典写法。

　　“我们可以大胆扩充历史写作的题材，吸收新史学的观念，也就是纳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清代风俗研究者刘志琴提出。在她看来，历史写作者“可以试着‘小题大做，大题小做’，增加孩子的思考能力而非记忆能力。”

　　刘志琴认为，服饰、衣裳就常常出现在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词汇中——比如“一衣带水”——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使孩子们通过最贴近的生活经验从而激发对历史的兴趣。

　　新媒体对于历史读物，是挑战更是机遇

　　“林汉达恨不得把故事讲给大家听！”百家讲坛主讲人康震说，当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以至于认为古代人就是像书里那样说话的，如果能把这套书做成有声读物，一定能获得更大的传播度，这也符合林汉达追求“京白”口语的本意。他更在现场生动地演绎了一段“门庭若市”的故事，惹得台下的小学生听众笑声不断。

　　康震坦言自己阅读《中国历史故事集》受益匪浅。在他看来，这套书不仅仅启蒙了自己对语文和历史的兴趣，更是绘画上的领路人。刘继卣、董天野当年的插画使他爱不释手，甚至有几幅临摹过数遍。

　　当然，图文并茂（图像化）、声色俱佳（有声化）还只能算是传统策略。与会者认为，立体化甚至游戏化可能成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历史读物应该充分利用整体文化的大环境而不是退守到纸质阅读的一隅中。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杨雷分享了近年来少儿历史读物的一些市场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少儿图书的整体市场近年发展势头很好，但却面临着同质化程度趋高的问题，这尤其反映在少儿历史读物上。

　　“在我们出版社自己的书店里面，我看见几个老师在替孩子挑选历史读物，他们挑不到适合孩子看的读物，因为孩子的年龄太小了。”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感慨道。

　　他进一步说，中国图书市场其实还在“发育”阶段，比如，就公共图书馆而言，中国目前只有3000多个，而德国就有14000多个，更不要提人均占有量。

　　“我刚走访完纽约书展，美国人就很重视自己的历史教育。任何人都可以调侃现在的总统奥巴马，但是没有人去调侃林肯，没有人调侃华盛顿，没有人调侃历史上已经有了定论的人物。这也是我们出版行业要孜孜不倦去努力的目标。”李学谦认为，历史普及读物要给孩子们“一些正确的、科学的历史的知识”，让他们知道怎么做一个熟悉历史的中国人。 □王若千

　　■ 主题延伸

　　周有光谈林汉达

　　林先生曾对我说：“我一口宁波话，按照我的宁波官话来写，是不行的。”因此，他深入北京的居民中间，学习他们的口语，写成文稿，再请北京的知识分子看了修改。一位历史学者批评说，林先生费了很大的劲，这对历史学有什么贡献呢？但是，这不是对历史学的贡献，这是对教育和语文的贡献。“二十四史”有几个人阅读？中国通史一类的书也不是广大群众容易看懂的。中国青年对中国历史了解越来越贫乏。历史“演义”和历史“戏剧”臆造过多。通俗易懂而又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书正是今天群众十分需要的珍贵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