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6: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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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等中央领导批示建抗战纪念馆”

抗战纪念馆创始人郭景兴称,建馆用时1年,山东沙厂赊沙支持建馆;抗战将领后代自发捐献手中文物

2015年07月06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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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郭景兴接受采访时讲述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明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根据安排,当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位于卢沟桥边的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7月6日建成,几经扩建,截至2014年,馆藏各类文物达两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达百余件(套)。

  纪念馆从筹建到落成有哪些故事?纪念馆内的文物都是从哪里收藏而来?国家领导人如何重视纪念馆的建设和发展?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88岁高龄的抗战纪念馆的创始人郭景兴。

  呼吁卢沟桥封桥保护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参与抗战文物保护工作的?

  郭景兴:1979年,我从丰台区师范学校调到丰台区文化局,负责文物管理。当时,丰台区文化局有个想法,要在卢沟桥建一个文物保管所。但因为地处偏僻,没有人愿意去。我对保护卢沟桥很认同,就主动要求去筹建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当时没有经费,没有编制,也没有办公场所。我四处求援,最后得到北京自来水公司的支持,拨给我两亩地。在这块地上,我盖了间70平米的房子,就是卢沟桥文保所。

  新京报:当时卢沟桥保护情况如何?

  郭景兴:当时的卢沟桥虽说是国家重点文物,但还没有真正纳入文物保护范畴。每天都有很多大货车从桥上通过。首钢设在附近,污染很严重,永定河里的水经常是白色的。有一次我站在桥上,感觉到大货车通过时,整个桥都在震动,桥上还有石头片儿掉下来。我心里心疼得呀,当时就意识到不能再让大货车从卢沟桥上走了。

  新京报:那最终卢沟桥如何实现封桥保护的?

  郭景兴:我从早七点到晚七点在桥头守着,数着有多少大货车通过,我想用数字引起领导和专家的重视。1982年开始,我前后写了9次紧急报告,给文物局领导、政协委员、文保专家。后来专家、委员们开始写提案,社会各界一起呼吁。终于在1985年8月,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封桥,禁止机动车与人力车通行。如果像以前那种用法,卢沟桥保存不到今天。

  29军将领后代建议扩建抗战馆

  新京报:是否可以说卢沟桥文管所就是抗战纪念馆的前身?

  郭景兴:对,其实到卢沟桥建文管所时,我就有建抗战纪念馆的想法,但当时时机不成熟,经费也不允许。卢沟桥文管所建成后,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提出卢沟桥是七七事变爆发地,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见证,有必要建抗战纪念馆。1982年5月,参与“七七抗战”的29军将领宋哲元的女儿宋景宪,从美国来北京,参观了卢沟桥史料陈列馆。第二天,邓颖超接见宋景宪,宋景宪向邓颖超提出,卢沟桥的陈列馆太寒酸了,跟七七事变的重要性不相称,规模应该扩大。邓颖超当场表示赞同。

  新京报:随后开始筹建纪念馆?

  郭景兴:到1982年6月,北京市人大、政协、市文物局的领导分别来卢沟桥了解情况,提出卢沟桥史料陈列馆要进一步扩大、充实。之后的几年内,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多次来卢沟桥视察。习仲勋、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也都做出过批示,同意建抗战纪念馆。1984年,终于决定由文化部牵头,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新京报:纪念馆从决定筹建到建成,用了多长时间?

  郭景兴:1984年11月,成立了“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处”,我担任筹备处主任。摆在面前最直接的困难就是建馆。经费实在不多,建馆用的沙子都是山东的沙厂赊给我们的。一说是建抗战纪念馆,各个单位都很支持。纪念馆1986年7月7日动工,1987年7月6日落成,整一年,7月6日举行了纪念馆落成典礼。宛平城墙修复1984年6月2日动工,1987年7月7日竣工。

  寻访29军将领证实日军挑起战争

  新京报:除了建馆,开馆前在史料陈列方面都有哪些准备?

  郭景兴:抗战初期我们只重视作战,留下记录很少。而日本右翼学者写了很多文章,颠倒是非说“七七事变”第一枪是中方先打的。我感到整理相关史实的任务刻不容缓。当时,“七七事变”已过去近50年,大部分参加者都去世了,必须抓紧时间访问尚在的几位关键人物。

  我从1982年开始着手整理七七事变的史料。参加七七抗战的主力军是29军,我到河南省固始县访问了29军将领金振中;到南京访问了29军军训团的第三大队副队长朱军;到山西太原访问29军军训团大队长周树一;还有目击“七七事变”的老人、永定河管理处的老河工等。通过寻访,整理资料,还原了七七事变的真相。

  新京报:你收集掌握了很多证据证明日军打了第一枪。

  郭景兴:我找到多份日军战报,战报称他们的传令兵丢了,要进宛平城找传令兵,我们的驻军当然不让他们进城。于是日军朝宛平城开火,挑起了战争。还有,我寻访了29军的将领、士兵,他们都提到,七七事变当晚,29军曾检查过枪支,一颗子弹都没少。怎么可能是我们先打第一枪?

  抗战将领后代捐献将军指挥刀

  新京报:抗战纪念馆中的文物是如何搜集的?

  郭景兴:1987年,抗战纪念馆建成以后,相关领导召集军事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的负责人,一起筹备抗战馆的文物陈列。军博、革博当时已收集了大量抗战文物,抗战纪念馆的文物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他们那里直接调集过来的。

  此外,在抗战纪念馆修建和永定河宛平城修护的施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七七事变”时的文物,比如29军使用的大刀、钢盔,还有嵌着弹片的树干等。还有一部分文物来自抗战将领子女、后代的捐献。

  新京报:捐献的都有哪些重点文物?

  郭景兴:很多抗战将领的后代在天津,建馆初期,我们曾专程到天津去征集文物。抗战将领的子女听说建馆的消息,自发捐献手中的文物,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把宋哲元在喜峰口战役中使用的指挥刀等文物捐给了我们。抗战馆建成后,成立了文保部,文物征集就变成日常工作了。我们跟各地的档案馆、纪念馆都有密切联系,他们非常清楚当地抗战将领和家属情况。如果有家属捐献、或者发现了文物,我们都会及时跟进。民间如果有人发现抗战文物,我们会采取有报酬奖励的方式征集。

  村山富市参观抗战馆后称很震撼

  新京报:抗战馆建成后,接待过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访客?

  郭景兴: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他在当年5月3日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后留言说:“正视历史,祈中日友好,永久和平”。我退休以后,1998年去日本时,曾再次跟村山富市见面,跟他交谈时,他又提到参观抗战纪念馆后很震撼,日本必须反省那段侵略历史。

  新京报:你对抗战的记忆,跟你后来致力于抗战馆建设,是否有很大关系?

  郭景兴:七七事变爆发时,我九岁,在天津宁河县。那时日军白天就守在宁河县城的城门处,看到日本兵要鞠躬,不鞠躬就被打、被杀。日军经常在我们村里“巡视”,1938年的一天,日军把村长叫过去,问村里谁家是八路军。见村长不说,日军用大棒打,拿火烧,最后村长被活活打死了。抗战期间,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都跟那些经历有关。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七七事变”的意义?

  郭景兴: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被低估了。历史需要保护和珍视的,全面抗战的这段历史,日本可能会忘,但我们自己不能忘。对抗战的纪念,是为了战争不要再次重演。我现在已经88岁了,可以说,我还原历史、纪念抗战的心愿完成了。

  ■ 链接

  抗战纪念馆

  1987年7月6日七七事变爆发50周年前夕,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落成。由邓小平题写馆名。纪念馆占地2.6万平方米,正面外形仿古典牌楼形式,深灰色筒瓦顶,以与宛平古城风貌相和谐。

  整个纪念馆由正中的序厅、两翼对称的展厅和后半部的半景画馆组成。序厅的正面是一座长18米、高5米的大型浮雕。大厅顶部由15个方形藻井组成,悬挂8面古钟,左右两面墙上镶有《义勇军进行曲》和《八路军进行曲》的曲谱,序厅两翼的展厅里陈列着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这一历史时期的抗战文物及图片资料。

  新京报记者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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