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幸福指南，是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1)

　　一不小心，柏拉图“穿越”到了谷歌总部，与一位工程师争论起来。

　　双方的聚焦点是，有没有一种生活值得去过？如果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对于这些问题，软件工程师想开发一个“道德答案搜索引擎”，收集所有关于美好人生的数据，再根据每个人的个性，进行“定制”。一如既往，柏拉图认为，值得去过的生活只有一种，那便是哲学或爱智求真的生活。

　　这是美国小说家、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在其新书《柏拉图在谷歌总部》中想象的情景，她借由此书，带领我们重返古希腊时期——西方文明的源头，心智生活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学者陈嘉映亦从古希腊出发，对“该怎样生活”展开伦理学角度上的探究。今年5月，《何为良好生活》面世。在陈嘉映看来，“我该怎样生活”这个命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也是贯穿人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这也是《何为良好生活》的副标题“行之于途而应于心”的含义。

　　《红楼梦》里谁最快乐？陈嘉映说大概是薛蟠。“快乐有点重要，但是跟良好生活有时候不沾边。步步为营地把日子过好，这也算幸福生活，但和良好生活比，还是差了一些。”那么何为良好生活？简单的快乐不是良好生活吗？陈嘉映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这个“所向”就是eudaimonia，英语通常译为happiness,陈嘉映看来，这个译法太糟糕，eudaimonia既包含行为良好，又包含日子过得好，不同于快乐，也不同于幸福，而是“良好生活”。

　　“相比之下，良好生活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eudaimonia则更多与品格、灵性、有所作为相连。尼采早就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谈到幸福与良好生活的细微区别时，陈嘉映写道。无论是在书中，还是演讲时，他都提出，德性与好生活“编织”在一起，要“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典范或者说德性榜样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嘉映

　　1952年生于上海，年轻时插队内蒙古。1978年，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随熊伟先生读海德格尔哲学。1983年11月赴美留学。1993年5月回国，翌年重返北大任教。2002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年1月，转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任外国哲学学科专业负责人，特聘教授。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2015年5月，出版伦理学著作《何为良好生活》。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eudaimonia 希腊精神

　　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把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

　　陈嘉映三十多年的哲学生涯肇始自“文革”中的插队经历。

　　1952年，陈嘉映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北京。在超过一甲子的岁月里，上海、北京是他生命中的“双城”，不过，上世纪60年代末至1976年，他也被时代潮流裹挟，在内蒙古插队。

　　这是陈嘉映精神世界成型的重要阶段。兄弟三人在一处插队，找书、阅读哲学著作，分享想法，“夜里为一个抽象概念争得天昏地暗，直到天亮”，这股热情也带动了身边的人。在此过程中，陈嘉映“感到自己被真理的孤独光芒照耀着”。他研读了黑格尔、休谟、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著作。哲学之外，还读到了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其中歌德的诗剧《浮士德》，对他影响深远。

　　陈嘉映表示，“自青少年以来，这部诗剧就成了我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另一处，他解释道：“在《浮士德》里，你读不出强烈的立场，我当然不是说书中没有对道德伦理的思考和敬畏，但它更多的是将道德伦理放在人的整个生活场景中，作为其中的一个维度出现。这种气质就更接近于希腊精神。”

　　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陈嘉映堪称古希腊“真爱粉”。1978年，他考入北大，后留校任教、赴美留学，90年代回国，先后在北京、上海两地高校任教，这一路，作为古希腊的“业余爱好者”，陈嘉映未改初心。上个月，他还在上海宣讲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彼时，希腊人的理想是面向更高的生存，追求——希腊词“arete”，大意是“卓越”，后人译之为“品德”或“德性”。“不过，卓越和现在所谓‘有道德’还是很不一样。现在所谓道德，几乎变成了个人的甚至内心的语词。以希腊人的率真，他们不会把卓越当作只求内心满足的德性。”

　　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思视作最高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好乃万物之所向，而人生之所向乃eudaimonia——这个词语译作“良好生活”更为贴切。“我大致站在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上，（将）道德、好生活编织在一起。”上海演讲时，陈嘉映说。在北京，又笑称，“我所讲的所有有意思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儿偷来的”。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成功人士很容易被认为过上了好生活，但如果德性缺位，“好生活”将大打折扣，甚至遭到唾弃。“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今人把有所成就的人统称为‘成功人士’，实则，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陈嘉映写道。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不甚理想的社会环境中，能依靠品格而不钻营取巧来获得成功吗？陈嘉映的回答带着过来人的口吻，他说：“……你要是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建设你自己的良好生活——毫无疑问，这种建设包括批判和改造。不过，我们仍应留意，不要让批判流于抱怨，尤不要因习于抱怨而放松自己、放纵自己。说到底，并没有谁应许过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对于社会“道德滑坡”的流行看法，陈嘉映坦承自己并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事实。“中国人的道德在下滑？我不是特别知道。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闹‘文革’的时候，打地主，打老师，丈夫出卖妻子，儿子出卖爸爸，也不是说道德高尚得不得了。如果那时起点特别高的话，我们可能看出下滑，但起点那么低……”

　　（下转B03版）

　　B02-B03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