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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谈良好生活:

不是幸福指南,是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2)

2015年07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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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嘉映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5年4月
陈嘉映与学生在一起。

  (上接B02版)

  eudaimonia 培养德性

  好榜样、坏榜样,都有力量

  在培养德性的过程中,人首先进入学习阶段。“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我们通过弹琴学会弹琴,通过行正义之事学会正义。在德性领域,就像在其他实践领域一样,典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嘉映写道。他认为,德性上的学习,主要不靠读书或听课,而靠典范——来自“身边”,而非硬行树立起来。

  这时候,成功人士又一次扮演了世俗而重要的角色。尽管陈嘉映多次对成功人士宣扬道德、售卖“心灵鸡汤”感到厌恶甚至愤怒,但他也认为,在德性学习时,成功人士具有榜样力量。“知道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是好的,最突出的标志是成功和名望。当然,它们并不同于卓越,然而,如维特根斯坦反问:有什么比成功更具说服力呢?”

  6月28日,在北京一家书店举办讲座时,陈嘉映再次强调培养德性时典范的力量。他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从身边的人攫取榜样,这个人在这里比你做得好一点,那个人在那里做得比你好一点,他们完全不是道德楷模,但是你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实实在在地学到东西,德性得到培养,不断地生长。”同时,陈嘉映分享了一条“路径”,即从够得着的地方开始,学习成长,慢慢深入,追求自我与有德的融合。

  学习阶段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此时,典范成了参照。我们要以做事的方式来实现个人进一步的成长,在实践中渐渐明了自己的本性,而要培养更高的德性,实现自身,就需要对某些本能、感觉、欲望加以抑制与克服。陈嘉映解释道:“我们在一时一事上学习何为德行,是为了学做一个整体有德之人。我本来是吝啬,但我知道吝啬是个缺点,我因克服缺点而感到高兴——我想成为一个较为优秀的人,在优秀的人身上,吝啬是不协调不自然的,是一种扭曲,就像城里人在街头撒尿不协调不自然。”

  不过,在现实社会中,我们还需要面对“坏榜样”。2009年,青年学者周濂撰文认为:“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

  周濂提到陈嘉映所写《梦想的中国》一文,其中说:“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周濂表示,这样的梦想无法寄托在几个好榜样身上,同时,“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

  “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

  eudaimonia 无用之用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我回答不了”

  最近两个月,陈嘉映反复演讲的一个主题是“德性能带来好生活吗?”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他通过各有侧重的演讲,不断深入思考。与此同时,怎样才能过上良好生活,也是读者阅读他的新书时自然追索的一个问题。

  书中,陈嘉映对知行关系、善恶概念等进行了学理意义上的探究,这一探究基于实践活动,即便如此,不能反过来,把探究当作“良好生活指南”。事实上,道德问题并没有“路线”和“答案”。

  “这类探究并不指导我们怎样做到知行合一,怎样从善去恶,甚至并不直接回答‘哪些品质和做法是善好的’这类实质善好问题。指望伦理学来指导伦理生活,指望‘道德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平’,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因为‘理论’做不到这一点而责备它无能则是错误的责备。”陈嘉映强调。

  在他看来,伦理学“以更加曲折的方式与伦理生活相联系”,其路径可以是——比如通过分析,纠正“一切行为皆在于追求快乐”这种流俗看法,据此做出相关的调整、改变。这并不意味着说服他人,而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以加深思考,相互学习,彼此理解,使个人更通透、更丰富,最终实现自身。

  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时,陈嘉映说:“每个人的好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除了过良好生活,那么,是否也有人要过一种不那么好不那么快乐甚至自毁、作恶的生活?推理小说《八百万种死法》中,教堂的一个常客玛丽说:“知道吗?我有个很棒的发现,那就是人活着,不是非觉得好过不可。谁规定我有快乐的义务?以前我老以为如果我觉得紧张或者焦虑或者不快乐,我就非得想个法子解决不可。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

  玛丽虽然纯属虚构,其想法却与现实雷同。北京讲座尾声,一位男生站起来向陈嘉映提问:“你说要把德性编织到生活中,过良好生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良好的生活呢?”话音未落,现场一片笑声。

  陈嘉映先讲了一个独立、叛逆的青年让人“心痛”的故事。这个青年人和母亲极难相处,愤而离家出走,几年后,被母亲找到。为缓解关系,两人一起游玩了两天,但最后决定,还是各自回归各自的生活。分别之际,母亲说,你走什么路都行,我就希望你好。青年稍微停顿,回答她:“但不好又怎么样?”

  “作为母亲,这是人生的一种极端体验。无论如何,我是想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呢,我回答不了。”陈嘉映说。

  沉默了四五秒钟,讲座结束,掌声响起。

  记者手记

  陈嘉映拿着一瓶啤酒下楼的背影,令我印象深刻。

  这是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一家餐厅。陈嘉映去一楼,和那里坐着的学生聊天,很自然就谈起美国同性恋婚姻法案。他说自己是法律保守主义,宪法大法官原该是踩刹车的人,防止社会太快的发展。回到楼上,这个话题再次被聊起。

  席间,陈嘉映又说到在美国被打劫的事儿——那种情况下,一般给打劫者几十美元了事,他也是如此应对。这和他演讲现场所谈“德性的有限性”多少相关,他不会认为人在任何场合都要拍案而起,做一个绝对勇敢的人。这正是希腊城邦生活的题中之义。

  这些闲聊,都指向一个主题:哲学家如何与时代相处,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哲学家如何自处?这是我希望通过陈嘉映的思考、生活来呈现的主题,但因为空间与采访原因,对陈嘉映的访问完全零碎化,且两人似乎不在一个频率上。毫无意外,这个“主题”终于没有达成。

  作为记者,这是我的遗憾。作为读者,这些闲聊的片段,可以当作《何为良好生活》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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