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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2015年07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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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何为良好生活》一书中,陈嘉映先生在一个不大显眼的地方提及,哲学始终是一种翻译,“哲学的努力本在于:把陌生领域的真理……翻译成我们的母语”。记得先生多年前曾说,他要教哲学说中国话。其时他刚过不惑之年,却在学问和见识上已有成熟的体系,犹如康德进入了他的批判时期。在北大课堂上,他讲得较多的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和海德格尔,在酒桌上论及人生时,却极推崇古希腊人的生活理想,例如,追求卓越和求真。从粗率的角度来看,《何为良好生活》一书的主要工作,是将eudaimonia和phronesis这两个希腊词翻译为我们的母语。

  前者翻译过来,即书名中的“良好生活”;后者在书中译为明慧,或者说,实践活动中的明慧。简言之,人们靠明慧(身体力行)求得良好生活(至善)。尼采说,在古希腊人那里,良好生活与行动不可分离。关于这个问题,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多从普遍主义入手,演绎出一套套的信仰和主义。中国的先哲在讨论性善性恶、心体道体等形而上问题时,倒是更注重身体力行,“知行之中,则一向更重行”。新文化运动以来,理学、心学常被讥为假道学和空谈,陈嘉映的跨文化“翻译”,却将道学传统所含的“行”的意味突显出来。 

  学生未经世事,有什么道德困境

  先秦以降,仁人志士所求之道,原本就是所行之道,行之于途而应于心,遂有历史的跌宕和人世间的风光。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子最重视读书明理,却也说“读书只是第二义的事”。陈嘉映也像朱子那样,劝学生不要死守书斋,最好先去做实际的工作,再来读哲学。

  他自己的经历就丰富得很,三教九流都结识,不同的活法也都见过。记得当年在课堂上让我们列举道德困境的实例,我们想破了脑袋也举不出两个,后来才明白,一群未经世事的学生、又从来没担过什么责任,哪能有什么道德困境!但当时他只是冲着我们乐,那时我们还年轻,喜欢讨论如何面对死亡、人生有何意义这类大问题。去问他,他却说,人生的问题没法一揽子解决,只能与一二知己,就事论事。后来我自己也当老师了,让学生们描述自己最有感觉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无非是在空荡荡的校园里骑车看落叶,那种无所事事的惆怅,恰好是最无感觉时的感受。

  陈嘉映在书中说,“黑格尔那时代,老年人还常老气横秋地教训年轻人,他说青年人抽象——黑格尔把‘抽象’视作缺陷,这我很同意”。他大前年过了60大寿,看相貌还像20年前的样子,却常常自称老年人,开学生玩笑。他说,“年轻人没做过什么事,他的远大怀抱,他的高扬理想,难免有点飘”,这倒正常,而且可喜,但若“人到中年还停留在年轻时代的理想方式上,人就变得抽象了。一伙儿退休老头儿每天议论政治局的人事布局,议论怎么为改革做顶层设计,哦哦,那无非是街头下棋之余的另一种消遣”。看到这里我就想笑,因我想起自己的过去。

  边向有德之人学习,边自我磨砺

  我到清华大学教美学,他的两篇短文《从感觉开始》和《感人·关切·艺术》给我极大启发,其中紧要的一点,是不要脱离与世界打交道来孤立地看待情感。然而传统美学,却喜欢描述无关利害的快乐,或某种超凡脱俗的喜好。《何为良好生活》专注伦理问题,却与美学相通,“快乐伴随或内嵌在活动中……快乐是不是好的,要看与该快乐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好不好”。传统美学倾向于从情绪、从快乐本身来看快乐,结果掉进了心理主义的陷阱。

  与快乐相通的不仅有行,也有知。然而要将这三者的关系谈清楚,却极不容易。陈嘉映将人世间的修行比喻为说话,以此辨明行与知的关系,“行为、行动一端联结于欲望与冲动,一端联结于伦理系统。说话总是用某种语言说话,我们本来是在说一件事情,但同时就展现了用来说话的语言系统。有德之行在做事的同时,也在展现这个伦理系统”。

  伦理系统是在历史中先行形成的,“我们在一个社会中学习善恶,这个社会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已经有一套是非善恶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即便有“良知良能”也无济于事。这个系统由圣人提炼和明述出来,便成为修身书中的知识。

  不过,它更体现在有德之人的一言一行中,如《弟子规》所云“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跻。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我们一方面向人学习,一方面通过自我磨砺,努力使自己也成为德才兼备之人。

  在所知所行之事中获得快乐

  与高尚行为相连的,是健康向上的快乐,如孔颜之乐。陈嘉映将这种快乐命名为志意之乐,以别于情绪之乐,并说“审美的愉悦,实在也有情绪之乐与志意快乐之分。通俗作品也许会让人像吃糖果一样产生某种快乐,精深的作品若说让人愉悦,则多是志意的快乐”。

  在流俗的见解中,快乐越单纯、越原始越好,孩子的微笑是最美的,长大了的孩子也应该保持一颗童心。据说,这是因为快乐没有受到欲望和俗务的干扰。然而,用心灵/肉体、精神/感官、纯粹/不纯粹这类范畴来区分快乐的高下是不得要领的,“很难想出什么情形,那里只有纯粹肉体的、感官的快乐,柏拉图早就告诉我们说,若没有理知、记忆,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享受快乐”。我们不仅在所行之事中感到快乐,同时也在所知所识中感知快乐。刘姥姥喝大碗茶就很快乐,妙玉定然不会。同样都是喝茶,一个叫喝,一个叫品,一个叫无知无识,一个叫见解精妙。与妙玉的沏茶功夫类似,《闲情偶记》和《长物志》也是在身心愉快的玩味、品味中发展出来的知识系统。当康德将品味(审美判断)描述为好(动词)与好(名词)的合和时,他实际上预设判断主体已然是有good taste的了,否则不可能凡事如此凑巧,凡我所好便一定是好的。事实上,一个暴发户完全也可以像康德所描述的那样,不关心对象的实存与否,单是看到它就喜欢它,但他的那种喜欢,却对不上那个“好”。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一个新富起来的人,还来不及知道好坏。

  现代人喜欢用趣味无争论来为俗人的好恶做辩护,这种辩护却不得要领。二人转虽然不雅,却同样有精粗高下之别,不是凡欣赏二人转的都是没品位的;只不过,这种品位与昆曲的品位不大好比较,因为二者的知识系统全然不同。然而暴发户的喜欢,若非出于任性,便是出自模仿,两者都是无知,只不过后一种情况是不懂装懂,也称附庸风雅。无论我们如何主张价值多元,基于无知与基于了解的喜欢还是立时分出了高低。在基于了解的喜欢中,又还有深浅之别,往深里走可以说永无止境。喝茶、习武、画画,都得有这番由浅入深的学习经历,方能小有所成。古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即便不事文艺,也能在砍柴担水、为人处世中日新其德,修得一份人生的圆满,因为“向善赋予生活——日复一日的生活过程——以意义”。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人该怎么活?善可以成为人生的目的,恶却不行。譬如下棋,赢棋需要努力,输棋却不需要。你可能有意输棋,但前提是你有赢棋的能力,否则就不能叫做有意输。

  陈嘉映赞同孟子用上下比喻善恶,而不赞同告子将之理解为左右对称的东和西。上下、东西都是二元概念,其结构却全然不同。面对价值相对主义,他的上下之辩达到了独步古今的境地,我不研究伦理学,却觉得这番道理在美学上也很受用。

  此外,此书花大篇幅讨论业行和实践传统,也和习见的伦理学进路不同。实践传统定义了行为的内在目的,行业人明确地知道何为善好,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修得一份良好生活。我辈虽处在各类实践传统瓦解的时代,却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关于后一点,他没有明述,却以身作则,为以学术为志业的后辈树立了榜样。人各有天性,都要努力实现自己,在行走的途中,偶尔会发现一些风光明媚的小道,虽然人迹罕至,却早已被人走过。由此而念天地之悠悠,百感交集。

  □陈岸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

  我们不仅在所行之事中感到快乐,同时也在所知所识中感知快乐。刘姥姥喝大碗茶就很快乐,妙玉定然不会。同样都是喝茶,一个叫喝,一个叫品,一个叫无知无识,一个叫见解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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