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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共同文本时代”书单

陈嘉映的私人阅读

2015年07月11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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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版画家麦绥莱勒名作《读书人》。

  陈嘉映1952年生于上海,6岁在北京上小学,“文革”时期赴内蒙古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大学,此后开始专注教书、治学、写作。这是他们这一代人大致相似的经历,共同的阅读亦与此相契。

  “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岛、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在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形成了这一代的强有力的纽带。”陈嘉映肯定地认为,这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颇具古典气质,陈嘉映比之为朱熹的时代、阿奎那和伏尔泰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说,陈嘉映的私人阅读,既连接着他们这一代人,也连接着人类对真理、真相、自由不懈探寻的精神。

  不过,比拟之后,陈嘉映接着说:“……与我们后半生的时代离得更远。”很快,时代的钟摆发生变向,如他所写,“这一代大龄学生面前,敞开了新的地平线,没有多少人在前面挡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终于,我们各就各位,地位、利益、观点逐渐分散,‘这代人’这个词不大用得上了。”

  撰文/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小逻辑》 

  第一次读“纯哲学”

  1970年5月,彼时陈嘉映正在内蒙古插队,“白天干农活时在地头读书,晚上更是在油灯下读书”。这个月,他开始读黑格尔的名著《小逻辑》。这是他第一次读到“纯哲学”著作,第一遍整整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此后几年又先后研读过三遍。

  正是《小逻辑》,引起了陈嘉映哲学阅读的渴望,使之不断扩展。此后,凡是能找到的哲学书,包括“狄德罗、休谟、培根、孟德斯鸠、亚里士多德,朱光潜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等,无所不读。

  《实践理性批判》

  读康德,解决思想困扰

  陈嘉映和哥哥陈嘉曜同在一处插队,嘉曜尤其爱好思辨,常慷慨陈词。1972年有一段时间,两人都在读康德,哥哥读《纯粹理性批判》,弟弟读《实践理性批判》,用功最勤。后一本书的译者邓晓芒,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读到,“记得是刚刚解禁的关文运译本,从湖南省图书馆借的”,当时作了详细的笔记,下了不少工夫。学者何怀宏也读过这一版本,认为康德的书“不是很好读,却很耐读”。

  如今来看,感觉陈嘉映当年的阅读情形闪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两人共用一个书桌,相对而坐,研读每至深夜。读到好处,忍不住要惊动对方,念出几句精彩的,或者发挥一段自己的心得。”兄弟俩是精神上的至交,陈嘉映2000年出版《思远道》时,内页写着“为年深日久的共同思考献给嘉曜”。

  那时候,陈嘉映正在思考自由意志的问题。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矛盾长期困扰他,通过阅读康德,他“觉得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浮士德》

  “灵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歌德的作品《浮士德》,是上世纪70年代陈嘉映在北京西单一家旧书店购买的,返回内蒙古插队,这本书成了学习德语的突破点。它在精神熏陶方面对陈嘉映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甚而认为是其“灵魂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陈嘉映眼中,这部诗剧是古典全盛时期的巅峰之作,“多方面结晶了西方文明,充满了开明精神,却不像很多启蒙时期作品那样武断”。

  “《浮士德》可说是近代精神的顶峰,全景和概观。通过《浮士德》,你会对整个近代西方的精神有一个相当集中的感受。”许多年后,陈嘉映评论道。

  《法哲学》

  老气横秋的现实主义

  研读康德之后,第二年,两兄弟又在黑格尔两本著作上用功,“《法哲学》和《历史哲学》那种老气横秋的现实主义,渐渐取代了康德的理想主义启蒙”。

  通过哲学书阅读,陈嘉映再次明晰了这一代人的共同阅读。他写道:“时代使然,我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开始读哲学的,往后开始读西方古典哲学,其中读得最多的是黑格尔,《小逻辑》、《哲学史》、《美学》、《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法哲学》。我的同龄人学哲学,多半都是这么个顺序。”

  和陈嘉映当年一起读书的朋友,有一个数十年不读哲学,“一开口还能大段背诵黑格尔《法哲学》的序言”。这本书也是哲学学者陈家琪的常读之书,他1978年考取武汉大学研究生,从那时起,“至少读了不下十遍”。

  “以前谈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认为这是他最保守、甚至最反动的一本书,现在我却认为这是他最深邃、最成熟的奠基之作,这期间所发生的转变到底折射了什么,是时代的变迁?还仅仅只是我个人从心态到观念上所发生的转变?”无论答案如何,陈家琪对这一差异的思考,本身就显示出时代伟力之下个体的变化。

  《释梦》

  为朋友们解梦

  1976年前后,时局急促变化,陈嘉映一再告诫自己“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书桌”,一边做些翻译,如动手翻译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一边读书。

  陈嘉映弄到了一张北京图书馆借书证,借到弗洛伊德《释梦》外文原版。结果,他对释梦着了迷,一发不可收拾。“……每早醒来,都把夜里的梦回忆一番,然后试做解释,也经常打探朋友们的梦,套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解释,他们有时觉得解释得还怪有道理的。”

  当然,继续阅读才是“正经事”。弗洛伊德加深了陈嘉映对整个心理学的兴趣,他完全摒弃此前阅读的苏联心理学家,转而攻读“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心理学著作。

  《存在与时间》

  为“新启蒙”添砖加瓦

  上世纪80年代初,青年知识界开始了解海德格尔。1982年,陈嘉映写下《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文,结尾说:“《存在与时间》立旨以人为本来阐释存在。人就在而且就是人。没有一条神诫或自然法则指定我们应当怎样是一个人,天上地下也无一处把人性规定下来。人性尚未定向,它始终还在创造着。”在自选集《白鸥三十载》中,陈嘉映把这篇文章作为这一年的人生纪事收录进来。

  此后,学者朱正琳写英国哲学家布拉德雷,徐友渔“写罗素什么的”,陈嘉映表示,“新启蒙方兴未艾,我们也贡献了几块砖头瓦片”。

  1987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了《存在与时间》,开印即是五万多本。如今,海德格尔及这本书已成为陈嘉映身上一个重要的“标签”,该译作亦不断被再版。不过,当时有不少读者对他反映“读起来实在太费力”,于是后来又编写了《<存在与时间>读本》。

  从自我启蒙、被启蒙到成为启蒙者,包括陈嘉映在内的一代学者,他们与时代的关系仍然在不断进化、更新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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