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华时代里的人与物(2)

　　（上接B12版）

　　●要等到消费不再是文化权力权域的谈资，一个时代的物的焦虑才会渐渐消歇，而他们检讨前朝覆灭的原因，政治之外，士风之外，也肯定会为当时的轻浮与琐屑感到羞愧。

　　●《金瓶梅》世界里的男女焦虑于食色，玩物者则焦虑于物。玩世，玩物，一个玩字，道尽了浮华时代里知识阶层和民间的普遍心态。

　　3 物的美学：时代的精神价值观

　　大约17世纪10年代后期，时间已经行进到了万历朝的衰落期，三十出头的文震亨开始写一本叫《长物志》的书。在书中，他以一种闲散的笔调讲述了一种美学生活的经营和操作法则。这本被后世的官方评论家不屑地称为“所论皆闲适游戏之事”、“大抵皆琐细不足录”的志书共有12卷，其类目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杂品之属，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细加考量，这些物的种类包括植物、动物、矿物，在用途上则可以细分为艺品、食物、饰物、器物等等。在这本书里，这些林林总总的物被一种奇怪的分类方式罗列在了一起。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从生活的层面来看，它们大体上并非日常必需之物，器物不是作为生产之用，食物也不是果腹必需的粮食。这些物，在一开始归类时就没有放置在日常生活的范畴中，所以它们被称作“长物”——这个词最早来自于晋朝，柯律格精确地译为Superfluous Things，即多余的物，或者说奢侈之物。

　　同样是出现于晚明的关于物质文化的文献，《长物志》不像同时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后者热热闹闹地说着开矿、种植、酿造、冶铸、制瓷、染色、造纸、舟车，更像是一本实用性手册。《天工开物》关注的是物的实用性，《长物志》关注的全是无关生计的多余之物，由此流露出来的人生态度，《天工开物》讲的是治生，《长物志》讲的则是乐生。

　　阅读文震亨给柯律格带来的思考是：这本书对物品这样分类到底包含了什么含义？它为什么对花木、陈设、器具、书斋那么关注，却全然忽略了与生产相关的工具和农具？这些物品到底在多大层面上“涵盖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观”？

　　如果读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我们会发现，《长物志》里物的这种奇特的排列方式构成了一种知识，一种从社会公共空间退居到生活私密空间的新颖知识。文震亨用“长物”经营起来的这个世界，大致由这些方面组成：空间规划，器物赏玩，景物观赏，食物(零食)品尝，美观装饰。它不是汲汲于利益增值的，而是观赏把玩的。聚集起这些物，也不是为着现实生计的经营，而是为了一种美学生活的经营。

　　就说房屋居室布置这样的小事，在文震亨看来却不外是一个“小世界”的营建，足可以投射情感寄寓性命。这个十七世纪的室内装潢家以一个艺术家特有的细致和耐心指出，不管是堂屋、亭台还是私房密室，布置都是繁简不同寒暑各异的，即使是图书碑帖、鼎彝之类的古玩，也必须安排得妥帖了才会显出它们各自的价值来。从他对坐几、坐具、椅榻屏架的摆放设计到花瓶、香炉和挂画位置的选择，无一不显出他对细节的沉溺和酷好，而这一切设计都可以归结到感官的愉悦上来：把这些“长物”纳入个人的感官世界中，触摸之，赏玩之，渗透之，并以此承载这些“长物”的主人的情感和意趣。

　　4 物的标签：人与人的区别

　　一种生活形态，究其实质就是人与物的一种关系：人如何攫取物，如何使用、支配物。文震亨所津津乐道的这些“长物”，从华服、美饰到精细的用具，无一不是上层人物展示自己的重要方面。晚明的人玩物，同时，他们的感官——眼、耳、口、鼻、身、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也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并参与到这种生活的营造中去。

　　柯律格发现，文震亨很少去描述某物是什么，而是描述它不是什么。他习惯性的表述是，什么是“宜”的，什么又是“不宜”的，怎样使用这些物是雅的，怎样又是粗俗不堪的。在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指南读物做过较全面的阅读后，我们会发现，这不是文震亨一个人推许的高雅，如何使用物、消费物自有一定之规，《长物志》只不过从中抽取出了一套普遍的规则。变动不居的物是社会的缩影，透过对这些物品的不同消费方式，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对精英与大众的划分。文震亨对物品之区别的反复强调，其实都是在说人与人是有区别的。

　　柯律格自称，他的这一读解方式受到了布尔迪厄“区隔”一说的启发，“社会认同在于区隔”，不同阶层的人不仅使用不同的物品，而且谈论物品的方式也大相径庭。由物品的社会性和消费性，柯律格梳理了明代特有的一整套鉴赏话语——“物之语”：有关物与器、古与旧、雅与俗、佳与精、用与玩、奇和巧、鉴赏与好事，区隔与差异，还有对那个时代特有的鉴赏话语诸如“耳食”、“骨董”、“趣”的一一考辨。柯律格认为，这套话语的出现并风靡一时，是一种社会表述，是前近代社会消费世界里社会界限和区别的一种展示。

　　《金瓶梅》第三十四回，有一段透过应伯爵之眼对西门庆书房的描述：“伯爵见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

　　接下去还写到书房里有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两边彩漆描金书橱，几席文具，书籍堆满。似乎西门庆的屋子里装点着的全是高雅文化，连他这个不读书的人也高雅了起来。

　　但在上面的叙述中，四壁挂名人山水这一个细节里，传达出了作者对粗俗不堪的主人公讥诮的笑声。因为书房里书画的悬挂，宜与不宜还是有许多讲究，文震亨在《长物志》的“书画”一卷特意谈到“悬画月令”，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什么时候挂什么画都有明确的讲究。西门庆有财力购买到名画，却随意把整组画轴悬挂于书斋的一面墙上，这恰恰成了他趣味低下的一个证据。

　　5 物的焦虑：世相吊诡的明证

　　买得起“名家山水”却以粗鄙的方式挂得满壁皆是，有财力坐拥雅物却又不懂使用，这“雅”与“俗”之间的纠结是明人普遍的物之焦虑。这第一重的焦虑之外，还有一重焦虑是在一个以古为尚的时代里对于赝品、伪作和骗局的焦虑。

　　柯律格在全书第四章谈到古物（即所谓“往昔之物”），他引述晚明世界的外来观察者利玛窦的说法，“彼国之人珍爱古物”，认为“与往昔的交互影响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智性的想象力活动的一种最独特的模式”。确实在晚明一代，若不做个好古之人，在上层圈子里是很难混的。古物在彼时作为一种浓缩的资产，凝聚的不仅是其货币价值，而且是文化上的尊崇，它不仅有被使用的功能，更有一种修辞上或社会性的用途。既然古物如此受珍视，关于真品与赝品的问题势必纠结着晚明人，柯律格认为，那个时代，品类繁多的物扮演了过去不曾享有的重要角色，而关于物的分类、罗列、评级，以及对它们所感到的不安或褒贬，成为晚明士人智识上普遍关注的话题。

　　如同16世纪晚期的著名鉴赏家李日华“戏为评古次第”里所评定的，古物有着严格的等级，“晋唐墨迹第一，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他一直排到了第二十三。而对古物的态度，随之也产生了人群的分类，亦即博物学家兼小品文作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所说的，先是“一二雅人”，再是“江南好事缙绅”，最不入品的是“新安耳食”。但随着时势推移，恰恰是这批被沈德符看不起的徽州商人，在一个新的商品世界里挟带着资本威势混得最为风生水起，这也是世相吊诡的一个明证吧。

　　柯律格还发现了文震亨式的那种特有焦虑。文震亨最常焦虑的就是物品的自然伦常，他在《长物志》里建立了一个物的秩序，他很担心弄乱它们，因为弄乱了它们就是弄乱了世界。跟别人不同的是，他于物品的雅俗之别，似乎还特别关注男女之别。如果男人滥用某种无论是材质还是外饰显然更适合女性的物品，由此引起的审美混乱是他最不能容忍的。《长物志》里他的目光时常集中在床榻或者卧室，这也是晚明文人身体和性焦虑的一种投射吧。

　　而最大的焦虑来自这些玩物之人对于物的原罪的恐惧。传统的农耕社会向来以节省、俭朴为美德，把奢侈作为私恶之一，对物——尤其是非实用性的装饰之物——向来保持着警觉和不安。明初一个叫张瀚的官员说的“雕文刻楼，伤农事也”，正是这种来自正统阶层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他们普遍认为，对浮华之物的享受牵连着政治和社会的颓废，当一个时代的道德堕落到了极点，就会出现“乱世之征”：各种奇技淫巧充斥天下，男着女装，风俗败坏，人人都只为追逐利益，追逐享乐。以物品来炫耀财富，不仅会引发社会结构的崩坏，也会给这些炫富者本人带来身家危险，嘉靖朝权臣严嵩倒台后的凄惨晚景，就是最深刻的教训。

　　《金瓶梅》世界里的男女焦虑于食色，玩物者则焦虑于物。玩世，玩物，一个玩字，道尽了浮华时代里知识阶层和民间的普遍心态。柯律格暗示的这三重焦虑，看来也是明朝276年历史表层下的草蛇灰线。或许要等到1644年后舆图换稿，消费不再是文化权力权域的谈资，一个时代的物的焦虑才会渐渐消歇，而他们检讨前朝覆灭的原因，政治之外，士风之外，也肯定会为当时的轻浮与琐屑感到羞愧。只是，这愧疚实在是来得迟了一些。

　　□赵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