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成思危是历史转折的推动者

　　■ 经济学人

　　作者简介：

　　辜胜阻 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现任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曾任第八、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政协常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九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长，武汉市副市长。

　　成思危先生与病魔抗争多年，我每去探访他，他总是豁达乐观谈工作、谈疾病、谈生死。7月11日下午四点多，先生处于弥留之际，我赶到协和医院见了先生生前最后一面。12日凌晨一点得知先生已与世长辞，尽管有思想准备，噩耗传来，我仍然十分震动与悲痛。

　　评工作交往

　　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他告诫我，在政府工作中要“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近二十年的交往，先生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最尊敬的良师和忘年益友。

　　我和他同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最先是从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中了解他。1996年，他担任民建中央主席，我是民建中央常委。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97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参加全国政协大会。见面时他告诉我他要领衔向政协提出风险投资的提案，授意我对美国风险投资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建议最好去美国硅谷进行实地考察，因为风险投资起源于波士顿，但成于硅谷。会议结束返美后，我按先生的意见，实地考察了世界风险投资最为发达活跃的硅谷地区。

　　1998年，我从武汉大学教授调任武汉市副市长，赴任前，他在他的办公室与我长谈，临行前告诫我，在政府工作中要“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这成为我在地方政府工作8年的座右铭。

　　2002年，我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研究的专家，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成先生特别邀请我代表全国工商联参与民建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非公经济论坛”和“中国风险投资论坛”。2006年开始，民建中央面临换届，成先生多次动员我从工商联回归民建，并希望能作为经济学家就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代表民建发出声音。

　　我同他最后一次工作上的见面是2014年年底的国际金融论坛。会前，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安排我的演讲，希望我能参会讲些什么。会上整个上午他自始自终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中午，我们共进午餐时，他还不停问及我在全国各地的调查研究工作。

　　作为学者和民建成员，我有机会参与先生主持的各类学术活动。我聆听先生的学术演讲百余场次，每场都是艺术享受。他演讲儒雅大方，淡定从容，观点鲜明，论据充分，逻辑清晰，十分精彩，每场都会赢得热烈的掌声。

　　评历史影响

　　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拓荒者

　　他是历史转折的推动者、成果卓著的理论家。风险投资及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是成先生拓荒式的研究。由此，他被称作“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

　　每次经济出现转折时，我都习惯地上网看看他老人家有什么观点。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成先生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在金融改革、资本市场、虚拟经济、管理科学、绿色发展、社保体系、自由贸易区、创新经济、智慧城市等方面有重大建树。他学贯中西，兼通古今，掌握多门外语。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非常娴熟。

　　他是历史转折的推动者、成果卓著的理论家。风险投资及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是成先生拓荒式的研究。由此，他被称作“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

　　1998年3月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由成先生领衔的民建中央提出的《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的提案，被列为大会的“一号提案”，掀起了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热潮。当年，风险投资成为网上第一热词。

　　一号提案提出，明确把发展风险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和经济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

　　为了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他领导的民建不仅就风险投资建言，而且践行推动我国风险投资的实践。

　　创业板和风险投资是推动创业创新的孪生兄弟。一个婴儿的诞生需要10月怀胎，而我国的创业板市场可谓10年怀胎，这期间波折重重，成先生多次发声建言。

　　2003年3月18日，成先生在“中小企业融资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高层论坛”上提出，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建立二板市场，先参照主板的条件设立科技板块，然后降低门槛、扩大容量，最后建成创业板。2009年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提案》，建议积极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2009年10月23日，中国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2011年初，成先生针对创业板“三高”建议引入做市商制度。

　　而正是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才开启了第三次创业浪潮。我国第一次创业浪潮是1978年以城市边缘人群、农民创办乡镇企业和城镇个体户、私营企业为特征的“草根创业”；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以体制内的精英人群下海经商为特征的“精英创业”。而第三次创业浪潮正是1998年风险投资的兴起，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加入WTO以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互联网新经济为特征的创业。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中国占4家，阿里、腾讯、百度、京东，这四大公司均有风险投资介入。

　　评学术风范

　　他是“处高位，敢直言”的真学者

　　成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是改革开放的精神，是“处高位，敢直言”的学者风范，是居安思危，盛世敢建危言的审慎乐观的学术精神。

　　“斯人已逝，唯其思想和精神永不消失”。成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是改革开放的精神，是“处高位，敢直言”的学者风范，是居安思危，盛世敢建危言的审慎乐观的学术精神。

　　他在“告别之作”《人民日报》文章《研究金融问题需有战略观》中，对社会盛行的“阴谋论”表达了明确的警惕和忠告。他写道，“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他指出，金融开放“每一步都会有反对的声浪、质疑的声音，甚至还有‘卖国’的责难，这样就使得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

　　早在2007年，成先生在谈到外资并购时就指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确保产业安全”。强调要理性看待外资并购。外商中绝大多数都是私有企业，在并购中绝大多数外资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因此对外资要做客观分析，要以互利双赢来评价并购结果。他不仅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步构想”，而且是最早提出我国保税区向自贸区发展转型战略的学者。

　　成先生是一位敢讲话，讲真话；能建言，建诤言的学术大师。

　　评政治成就

　　他是参政党的杰出领导人

　　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判断人大的作用已经由“橡皮图章”到“木制图章”。

　　成思危先生是中国参政党的杰出领导人。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他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并为此努力，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判断人大的作用已经由“橡皮图章”到“木制图章”，对人大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依据他在全国人大十年工作的亲身经历说明：“以前，公众和媒体常说人大是‘橡皮图章’，我看现在是‘木头图章’了，在不断地硬化强化，从木头图章到‘钢铁图章’，还有个过程。”他认为，人大最重要的任务是立法。不仅要注意数量，更要注重提高立法质量。要坚持立法的“四性”：系统性、科学性、公正性和渐进性。

　　成先生在总结他在民建主席位置上的工作时，他说他在位11年干了四件大事，一是1998年在全国政协提出了推进我国风险投资的提案，被列为“一号提案”，从此推进了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二是1998年起开始搞风险投资论坛，从2004年起，办中国非公经济论坛，这是要推动中国非公经济的发展；三是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专门出了一本书，当时比较早的提出来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是要建立适度、公平、有效的体系；四是2003年出了一本书叫《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区》，当时提出的四句话叫做“境内关外，适当放开；港区结合，协调发展；物流主导，综合配套；统一政策，属地管理”，现在实施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就是当年提出来的一些建议。他总结参政党在参政议政中要坚持六个“可行性”：技术上是可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许的，操作上是可以执行的，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政治上是可以被有关各方接受的。

　　我们应该记住成思危的哪些警世危言？

　　对股市：股市要改革，必须把“坏孩子”赶出去。A股市场要想健康发展必须具备四个因素：第一要有好的经济基本面；第二要有上市公司的质量；第三要有成熟的投资者，第四要有有效的监管，特别是股市的制度建设。

　　对地方债：美国次贷是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政府，有1/3的地方政府现在看来没有还款能力，所以将来造成的危机，可能是中央政府要承担，最坏的情况通过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

　　对GDP质量：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全面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模式，会像“抽鸦片一样越抽越上瘾”。必须戒掉这种后患无穷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投资的质量，消除GDP里的水分，要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

　　对经济安全：应该注意两种倾向：一是麻木不仁、漫不经心。也要谨防另一种倾向，即使夸大风险，视对外开放为洪水猛兽，甚至达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更要警惕有些人以防范风险为名维护既得利益，反对进一步扩大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