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休后自定“三不”：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离休生活

　　1993年3月31日，从政近60年的万里开始了他的离休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万里给自己定了“三不主义”：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该说话的时候我还是会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7月报道，对于自定的“三不主义”，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

　　不过，万里强调，“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在政论家马立诚（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看来，万里1998年4月18日跟他的那次会面，“应该就是老人觉得自己该说话的时候”。

　　当时，马立诚与别人合作出版了一本书《交锋》，书中对于左派思潮提出了批评，陷入争议，“书里批评了个人崇拜、计划经济崇拜和所有制崇拜，还有极左势力在上世纪90年代散发的四个万言书。出版后争议声和批评声浪很大。我当时还是一名记者，有人就提出应该把我这样的人开除出记者队伍，我感觉到了巨大压力。”昨晚，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马立诚说。

　　马立诚回忆，正当各种压力向他聚集时，他接到了万里身边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至今清晰记得这次通话中的每一个字，“您是《交锋》这本书的作者吗？万老想跟你见一面”。马立诚觉得很意外，没想到万里想见他，他意识到这次见面是一个好消息，“《交锋》就是磨砺改革锐气、冲破因循守旧的一次努力。书中提到了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万老是改革闯将，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坚持下来的，我觉得他应该支持《交锋》中的观点”。

　　1998年4月18日下午，马立诚从人民大会堂西门进入一间大厅。两点半，万里走了进来，一身深蓝色半旧中山装，脚下一双黑色布鞋，身后跟着一位穿军装的警卫。万里这一年82岁，头发和眉毛全都白了，但昂着头，身板很直，步履也轻快。马立诚迎上去，万里伸出手，久久握着他的手，用浓浓的山东口音问道：“你就是马立诚？”“你哪儿找那么多材料，把安徽农村改革写得很准确。”

　　马立诚说：“万老，您不是让我们多学习吗？我是按您的要求做的，前前后后读了不少资料，也向很多了解情况的人请教。”万里也笑了，用手指了指大厅北侧墙的一道门，那里有一间里屋。马立诚随着往前走，万里一边走一边侧过头来，大声对马立诚说：“你发了财了！”马立诚摇摇头：“没有。”“这本书不是很畅销吗？”万里回过头来看他，眼神里有点纳闷。

　　“目前，我们出书还没有实行版税制，而是稿费制，按一千字多少钱付稿费，一次付清。”“那你挣了多少钱？”“几万块吧。”万里点点头。

　　此刻，马立诚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他见过一些官，架子很大，说话拉长声调。万里倒像是一位可敬的兄长，没有官场上习见的高下距离。

　　进入里间，靠西墙有两个大沙发，中间一个茶几。万里在靠门的一个沙发上坐下来，招呼他坐下。

　　万里侧过头盯住马立诚，神情有点激动，伸出左手冲他打着手势说：“《交锋》写得好。邓小平理论发展起来不容易啊！当初我在安徽搞农村改革，搞家庭承包，阻力很大呀！当时北京一些领导人不赞成，给我扣了很多帽子，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搞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万里接着说：“我对他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当时斗争非常激烈，关键时刻亏了邓小平出来支持。没有邓小平那一番话，安徽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被扑灭。克服那个阻力好不容易啊！总结起来可以说，没有交锋就没有改革开放。”

　　万里问马立诚：“有没有人整你？”“‘左’的人物骂我，但我还没有挨整。”

　　万里忽然用右手拍了一下沙发扶手，高声说：“不要怕！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马立诚点点头。《交锋》出版以后带来的压力顿时减轻了。

　　晚年一直保持打桥牌打网球

　　1998年跟马立诚会面时，万里已经82岁高龄。马立诚回忆，当时的万里丝毫看不出是一个八旬高龄的老人，“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很平易近人。走路步伐很轻快，身边的人根本用不着放慢速度等他。说话声音很大、非常有力，常打手势，而且思维敏捷，经常几个字就切中要害”。

　　马立诚认为，晚年的万里仍能保持上述状态，与他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的态度有关，“老人一直保持‘一动一静’的生活习惯，‘一静’就是打桥牌，‘一动’就是打网球。而且，老人一生淡泊名利，离休后对自己、对家人都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化。不少媒体报道过，他在中南海的住所含和堂，有的外墙体有明显的裂痕，有的地方墙皮已经脱落，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可万里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走进他的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过去机关里常见的老式沙发，套着灰布套，在老百姓家中都很少见”。

　　儿女集资买毛主席批注新版《二十四史》

　　离休后，万里一般每周都会到先农坛体育场打网球。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万里可以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可万里从没有这样做。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称，万里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结果外出时，万里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长子万伯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离休后的万里生活简朴，“书刊是万里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直摇头。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万里唯一的女儿万叔鹏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她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她，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为此愿意出4万美元的酬金，可她拒绝了。因为面对朋友题字的请求，万里总是说这样的事还是请书法家合适，“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4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万里不允许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