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9: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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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眼中的万里

2015年07月16日 星期四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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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与家人合影。资料图片
万里接受肖伟俐采访时与其合影。肖伟俐供图

  不一样的人眼中,有着不一样形象的万里。在儿子心中,他是一名严格的父亲,曾经不能理解,但最终一生受其影响;在记者眼中,他又是一位健康、活跃的老者,90多岁高龄仍在打网球……

  儿子眼中的他 ▶▶▶

  万伯翱:父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

  万里长子万伯翱昨晚告诉新京报记者,万里去世前7天,因肺炎连续多日高烧不退,7月14日,万里失去意识,家人都陪在病床前。“父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

  “父亲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不插手任何中央的决定。”万伯翱说,“父亲曾对我说:‘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万里说到做到,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仪式,万里没有出席;同年12月,首都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有出席。

  万伯翱说,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但父亲晚年的生活仍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父亲能活到99岁高寿,秘诀就在这一‘动’一‘静’。”万伯翱说,“动”是指打网球,“静”是指打桥牌,“小平同志健在时,父亲经常到小平同志家里或者人民大会堂桥牌活动室打桥牌,他和小平同志是桥牌老搭档。”

  而“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

  万伯翱说,父亲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自己的功劳,也没有给家人留下财产,“没有房产、没有存折,没有金银玉器,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但他留给子孙的是宝贵的精神财产,”万伯翱说,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把18岁的自己派到农村去锻炼,“农村生活很苦,当时不能理解父亲的决定,去得勉强,现在回过头来想,父亲对我严格要求,使我在农村得到真正的锻炼,我一生都受用。”

  万伯翱说,父亲对农民很有感情,1977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到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很穷,没有裤子穿,很难吃上一顿饱饭,于是顶着压力支持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大包干”,开启中国农业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有很多反对意见,父亲跟母亲说,大不了不要乌纱帽了,也要让农民吃饱饭。”万伯翱告诉记者,后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安徽农业改革顺利完成。

  新京报记者 萧辉

  地方官员眼中的他 ▶▶▶

  厉有为:万里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

  时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厉有为回忆,当年对于深圳是否授予立法权的争议很大,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并且推动了深圳取得立法权。

  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权之事,提到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到京后,我先拜访了万里委员长,并再次汇报授权深圳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我们的准备工作。万里听了很高兴。我预感这一次授予立法权可能成功。

  为了争取得到广东省的支持,我找到了来出席会议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立。他说:“我是支持你们有立法权的,但上级有关方面持不同意见。我带来了一份发言稿。”

  拿到这份稿,我仔细阅读,发现不同意见有五六条之多。我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曹志同志。曹志同志又向万里委员长汇报。万里随即作出三项决定:一是请专家研究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合法性。二是由曹志协助做工作,说明这是党中央的决策。第三,大会安排厉有为同志发言。

  曹志秘书长认真落实了万里委员长的指示,并有了结果。经法律专家研究,授权立法是合法的。曹志找了杨立谈话,传达万里的意见。杨立马上请示省委书记谢非(因当时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正在日本访问),谢非答复:按万里委员长的意见办。

  在会议决定让我发言后,我连夜赶写发言稿,列出了五六条授权立法的理由和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发言的时间大约10分钟,发言完毕得到热烈的掌声。

  1992年7月1日下午3时7分30秒,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关于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出席117人,赞成107票,反对零票,弃权9票,未按表决器1人。

  授权立法的议案通过后,万里同志说,深圳立法权来之不易,希望深圳珍惜、用好立法权。全国人大主管立法工作的领导这样解释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初衷:因为我们国家太大,需要在立法方面的“试验田”,深圳船小好调头,国家想做一时又不好做的,可以在深圳特区先行先试,成功了可以在全国推广,不妥了及时改正就是了。

  据《深圳特区报》

  记者眼中的他 ▶▶▶

  肖伟俐:万里90高龄仍迷打网球

  2008年奥运会来临前夕,国内第一部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体育锻炼的作品——《万里的体育健身之道》面世。

  昨日,该书的作者,现任新华社总经理室总经济师、高级记者肖伟俐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介绍该书写作期间,与万里接触的故事。

  肖伟俐回忆,2007年6月24日,他为了书籍写作来到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当天,91岁的万里在工作人员和四儿子万季飞的陪同下打球。他身穿一件灰白色的网球T恤,浅色的运动长裤,脚着白色球鞋和袜子。

  “万里喜欢双打,虽然移动速度有些慢,但是对球的判断,以及击打依旧非常有力度。”肖伟俐说,当天,他时有网前拦截,时有中场的抽杀,来来回回,看不出已是耄耋之人。

  肖伟俐说,上世纪50年代初,36岁的万里调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那时,每逢周日或节假日,万里就同贺龙、陈毅等同志一起,到天坛公园、三座门俱乐部和养蜂夹道打网球,切磋球技。在过去的70多年中,万里从未停止过体育锻炼,90多岁高龄时,他仍活跃在运动场上。

  每周打四次网球、三次桥牌。这一动一静的两项运动,使万里保持了良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也使他成为我国唯一一个获得奥林匹克金质勋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肖伟俐介绍,万里不仅管体育,而且一生酷爱体育。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万里还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迷上了打网球。万里打网球的球友包括李瑞环、胡启立等。解放后,他又和邓小平学会了打桥牌,他的牌友包括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聂卫平等。

  上世纪80年代,万里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分管体育工作。这期间,他大力提倡全民健身运动;鼓励体育健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支持体育场馆和设施建设;支持举办亚运会、奥运会等。

  肖伟俐认为,万里为中国体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一直关心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据他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在国际上屡获桂冠,万里还曾在家中宴请女排姑娘们。

  他透露,在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选手郑洁和晏紫获得铜牌。万里还曾和两位姑娘在先农坛网球馆打了一场双打。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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