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微茫：朱君允和她的时代

　　朱君允，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见过？她轻轻划过我的阅读半径，并没有留下印痕，直到读到这本她女儿熊性淑的回忆录《灯光，永远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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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这本书，我在知网的学术文献库里搜索“朱君允”。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读完一个人精彩纷呈的一生，总想看看有没有人在关注她、研究她，想获得更多关于她在这人世间的讯息。只有一条。这条的名字也是《熊佛西：戏剧家的戏剧人生》。而熊佛西，是朱君允事实上离异（从未曾办过手续，但熊已另娶）的前夫。也就是说，她凭借一个男人“留在”公共记忆里。

　　朱君允是湖南常德望族的小姐，她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纽约女子大学Bryn Mawr College研究院读书。这位潜心问学的女子，打定了主意要一辈子独身——民国时代不少投身于学业、社会的女性的主动或被动选择。不过，当熊佛西，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修戏剧的年轻男人，开始追求她时，年已31岁的朱君允开始动摇。她写信给国内的家人征求意见。家人一致反对，两人不仅年龄相差好几岁（朱比熊大六岁），而且门不当户不对，朱君允是名门闺秀，熊佛西却是农村茶商之子。像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男主角此时表现得极具戏剧性。朱君允的弟弟此时也在纽约，熊佛西走迂回路线，对她表示“若天公不作美，允姐不能嫁我，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一个男人这般付诸生死的热情，大抵极少女性能够抵御。1925年，两人在纽约结婚。

　　两人的婚姻有过志同道合的美满时期。按他们女儿熊性淑的说法，“妈妈不但是贤妻良母，更是父亲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美满温馨的家庭”。但是当战争来临，熊佛西只身南下，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之后，他们渐行渐远，直至移情别恋。此后，朱君允带着三个孩子千里迢迢投奔丈夫，途中却接到丈夫的信，要求离婚，别去四川找他。两人最终在成都离异。

　　这样的叙述，似乎并无出奇之处。这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地方。但这并非这本回忆录的主旨。不是子女为父母婚姻不幸而导致自己成为受害者讨还公道，而是一位心存感激的女儿，回忆自己母亲辛劳而鲜活的一生，以及她的人生对孩子的潜移默化。

　　女儿的回忆里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人。他们母子四人一路南下，从越南坐船到四川，此时朱君允已收到丈夫的信要求离婚，但为了照顾孩子们的情绪，只字不提。有天，女儿睡午觉醒来，发现妈妈正坐在对面的舱位上掩面而泣。“她穿着一身黑衣，两手紧紧地捂住脸，却一点声音也没发出”。波涛万顷的大海上，一位暗自啜泣的女子，这个画面一定永远停驻在女儿的心里。读完全书，我记挂着那个在万顷波涛里暗自啜泣的女子。生命的苦痛没有尽头。

　　熊佛西出走之后，朱君允再未见过这位前夫。据说熊放言朱君允不是一般的女子，她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抚养三个孩子成人。以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角色而言，可以说是不负责任到了极点。不过，某种程度上倒是“解放”了朱君允，她不再是那个和美家庭里的“美好形象”——一个被丈夫的创造力所吸引，其一生成就就是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日复一日地沉着冷静地做他的生活圈子里的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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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不幸倒是个人生活真正的开始。这本书里最有趣的部分正从这里开始。为了养育三个孩子，朱君允必须去工作。她先是在母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教授西洋通史和英国文学，战时，这所学校临时设在成都华西坝。1942年秋，朱君允又去乐山的武汉大学，负责女生们的管理工作。

　　我灵光闪现。是的，我知道这个名字。几年前读齐邦媛所著的回忆录《巨流河》，她用很大篇幅记述战时在乐山的生活。再度找出那本书，读这一段。果然，1943年8月，齐邦媛入乐山武汉大学哲学系，她说：“唯一的舍监是朱君允女士，她的作风与南开那位无时不在的严师王文田完全不同，很少管我们，连露面都不多。我那时以为她是名剧作家熊佛西的太太，而且离了婚，大约应该是孤高神秘的女子，不必‘涉入凡尘’，管些衣食住行的琐事。”看来，齐邦媛对朱君允印象不深，她精工细摹的是一位叫老姚的工友。而在女儿的回忆里，母亲的办公室就在女生宿舍的门口，永远“门户大开”，女同学可以随时进去商谈。

　　记忆真是奇怪的东西。齐邦媛和熊性淑对乐山生活的记忆，似乎唯一重合之处，在于两人都提到了那次女生宿舍失窃案。齐邦媛提到妈妈送给她的美国手提包在这次失窃案中被偷走，尔后又被找到，为她打扮成一个“现代化”女郎做了贡献。而熊性淑则记述母亲如何处理这件事，为那个偷东西的女生说情，没有公开开除，只被勒令退学。

　　也许齐邦媛对朱君允确实没有什么接触。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如果她能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对朱君允有较为详尽的生动描述，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获得关于朱女士更立体客观的认识。

　　与朱君允不同，齐邦媛的母亲是另外一类民国女性。在很多年里，这位围着灶台转的家庭妇女，和留学投身政治的丈夫格格不入。她的痛苦、压抑和悲伤只能自我消化，在一个大家庭里，媳妇是没有痛哭的权利的。多年后，齐邦媛写道：“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齐母的幸运在于，在战乱流离中，最终可以和丈夫相知相惜，携手度过战争和政治的惊涛骇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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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激烈变动的社会时期，女性身处更加复杂的矛盾之中。民国时期，一方面，女性的社会地位确实经历了惊人的变化，宪法和法律都明确规定着女性和男性平等，享有一切的权利；另一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所在皆是。

　　齐邦媛提到，当年在武汉大学，一千多学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是十比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男生可以在茶馆里写论文、打牌或论证，而女生却不可以一个人上街闲逛，也没人敢上茶馆。她因此感慨说：“多年后我读到维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房间》，知道世上女子寻求知识时，现实的困境相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困境，但男女很难有完全的平等。”

　　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朱君允要养家，尽管她受过极良好的教育，但她能选择的职业不多。袁昌英，武大的一位女教授，也是齐邦媛同学杨静远的母亲，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法律上平等》，提到当时的风气，皆认为女性适合的工作仅有教育一途，像银行、政府机关，普遍排斥女性加入。再进一步，女性适合的工作只是“女结婚员”和“女打字员”，也就是要女性以结婚为志业，或者只能做低级职员。

　　在现实的掣肘之外，是女性种种自我身份的撕扯。作家萧红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灯光，永远的灯光》后面一部分是朱君允的散文集《灯光》。当熊佛西拂袖走了，朱君允流落成都，没有积蓄，身边是三个正长身体要念书的孩子，亏得有朋友援手，她谋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在忙碌一天后，孩子们睡了，朱君允才有机会写作，她的散文，发表在1941年的《成都日报》副刊上。作家陈西滢为之作序。“在灯光底下，你看见三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在一起，依然有说有笑，还是一个和悦的家庭。可是在笑乐的底下似乎蒙着一层抹不下的悲哀，你感觉得到，也许笑声止，眼泪便会突眶而出了。你不敢久坐，因为你知道这主妇明天一早还得出去做事。她得养活这一家的人。”

　　读这些六七十年前的文字，会遗憾她没有继续写下去。这位女性笔底有一种新洁鲜明的力量，视野又宽广，对日常生活保持着一种美的惊讶。陈西滢说她“有一支生动的笔”，“对于中西新旧文学有高深的修养”，倒也不是浮夸的赞扬。

　　女性心智与本能全方位的发现与解放，这是20世纪的伟大使命。然而，直至今日，许多女性仍不能通过自我的成熟，摆脱奴役和蒙昧状态。愈多发掘朱君允这样的女性故事，作为女性读者，可能更能承受来自外部世界的纷扰、撞击，也更可能调和内在精神的纠缠困顿。

　　□庄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