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名士自风流

　　快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1977年岁末，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次年年初，走进复旦大学，我与班上很多同学一样，不知道萨特何许人也。二年级开始，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近现代思潮，短短一年时间里，如同走马灯一样在教室里来回穿梭。陌生的名字，新奇的观点，令我们这些从封闭的、近乎文化沙漠的年代走过来的学生，眼前出现一个无比开放的、丰富多彩的世界。等我们1982年毕业离开校园时，萨特和存在主义变得十分时髦，喜爱者对之烂熟于心，时时挂在嘴上。

　　当年就是在大学校园里，第一次知道了柳鸣九先生的名字。那本红封面的、印有萨特肖像的《萨特研究》，班上有位酷爱现代派文学的同学颇为喜爱，上课时，他总是会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感到新奇的是，里面居然还有一张萨特1955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想想，那时的柳先生不到五十岁，他编选的这本书，后来虽然一度招惹麻烦，但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新一代的年轻学子，开启一扇窗户，看窗外远方的世界，一片明亮。

　　好多年后，我读到黄永玉先生1972年在“五七干校”期间写给一个学生的信。黄先生信中有这么一段：

　　“和你谈谈文学好吗？你的诗不好，文，有巧无气，要打点气，这气是中医的气功的气，不是空气的气。原因，缺乏构思上的延续力，你老是像闪光雷似的运用文字。一句一个意思，没有把造句耐心地用三两句或一小段叙述得从容些。我爱人说你有存在主义余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保罗·萨特的文章也不是这么个写法，他是严谨的，貌似散淡，结构却极严谨……”（黄永玉致李宝瑞，1972年4月15日）

　　读此信才知道，至少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在“文革”前的中国并不陌生。可是，“文革”将曾有的一切完全打碎，并不那么开放的视野，变得更加封闭。这才导致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在新的时代开始起步时，处在一种对外面世界茫然无知的状态，渐渐睁开眼睛，看一个又一个西方新思潮接踵而至。

　　“盗火者”缝合断裂历史

　　柳先生主编过一套丛书，名为“盗火者”。诚如斯言，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的“盗火”，当然就不会有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之后的火花闪耀，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创造，就不会丰富多彩。我还想说，在我们亲历的八十年代，这些“盗火者”不只是“盗火”，而是担负了另外一种责任：耐心地用一针一线将断裂的历史慢慢缝合。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些“盗火者”也可称为“衔接者”。

　　我熟悉的萧乾、冯亦代、董乐山先生等前辈，均是如此。萧乾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系统研究过意识流小说，较早发表推介乔伊斯等人小说的文章；二战期间，在伦敦，他观看易卜生的话剧《培尔·金特》，萌发将之翻译的念头。这些想法，后来当然只能中断。“文革”刚刚结束，他便率先将《培尔·金特》翻译发表于《世界文学》杂志，很快由中央戏剧学院将之搬上舞台，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以现实主义杰作《玩偶之家》著称的易卜生，还是西方现代派话剧的先驱。之后，他又与夫人文洁若联袂将《尤利西斯》翻译，圆了早年之梦。早在抗战期间翻译过海明威小说的冯亦代，从《读书》1979年创刊之日起，长期开设“西书拾锦”专栏，及时向读者介绍国外文学作品与现状，使年轻作家和读者了解外面的文学世界。董乐山在翻译《红星照耀在中国》之后，陆续翻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及《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等著作。他们都是以“盗火”的方式，履行着衔接历史的责任。柳鸣九比他们年轻，具有同样强烈的历史意识和胆识，追随前辈，传承历史。《萨特研究》一书曾令他卷入漩涡，但他依旧坦然，依旧坚持己见。“自我选择至上”——他欣赏这句话，也身体力行，这位研究萨特的“盗火者”，无愧于萨特，也无愧于一个新的时代。他以充满活力的探索精神，与诸多“盗火者”一起，撑起八十年代文化的一片辽阔天空。

　　我与柳鸣九先生并不熟悉，熟悉的是朱虹老师。十几年前，朱虹老师自美国归来，我去过他们家一次，印象中，与柳先生只在客厅匆匆见过一面。半年多来，承蒙先生厚爱，邀我加盟“本色”丛书，我们才多了一些电话交流。

　　不熟，文章却时常拜读。

　　名士们的精神历程

　　喜欢柳先生写前辈学者、翻译家群体的文章，他将这些人物誉为“翰林”，文章汇集出版时，起了一个很好的书名《名士风流》。的确，那些在他笔下的前辈人物，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名士。我非常喜欢一副对联：“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用这副对联概括他笔下的诸多前辈，颇为贴切。柳先生写前辈，不矫情，不虚饰，叙述朴实而从容。他下笔坦率而真挚，用细节呈现不同前辈的性格差异——冯至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中的那一份心底的“唯唯诺诺”；李健吾有仁者之风，豪爽热情，纵有一时的不快，也只是藏于心底；卞之琳严谨，执拗，以“不为”与“无为”方式，寻找自我的自由空间；钱鍾书与杨绛的“君子之风”，幽默风趣……

　　在赠我的《名士风流》一书上，柳先生在扉页上认认真真地题赠一段话：“我关注‘翰林院’，君回溯‘二流堂’，可谓殊途同归，共趋中华人文精神取向。”由此可见，他写前辈，当然不只是为回忆而回忆，他更有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在对诸多前辈的印象描述和体味中，他在反思自己亲历的那个时代的荒唐与狂热，以深深的同情与怜悯，理解前辈们艰难的精神行程与内心隐痛。他写他们，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在写他们的文章中可以读到他自身，在写自己的文章中，同样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柳先生的随笔写作，是在留存历史，留存名士的文化风流，留存自己的精神历程。

　　柳先生所写的名士，有的人我熟悉，如冯至、卞之琳、朱光潜等，有的人则只读过他们的作品，心向往之，如李健吾、梁宗岱。知道李健吾，是在大学期间开始研究巴金时，他以“刘西渭”笔名所写的文学评论，堪称经典，他与巴金是好友，围绕“眼泪文学”他们二人相互争论，却友谊依旧。梁宗岱的《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读了又读，珍藏至今。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他们的文字，真正称得上是名士风流之文。

　　率性真诚之人，必有感恩之心

　　自五十年代起，柳先生陆续结识这些前辈，与之深交，在他们的指点与关照下，开始自己的文化行程。率性真诚之人，必有感恩之心，他写前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期间的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写他们于极为艰难处境下对文化的坚持。正因为有这样的前辈在前面引路，新一代的这一位“盗火者”有了自己的空间，多了走过磨难的勇气，当一个新时代终于来临时，才有可能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而他的身后的历史远景中，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欣慰地看他前行。

　　于是，当柳先生怀着感恩之心叙述前辈“盗火者”印象时，其实他也渐渐走进了名士的行列。

　　前辈有幸，柳鸣九有幸。

　　真名士，自风流。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