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与时代亲密对话

　　本雅明写记忆中的柏林城，有一个精致的描述，说仿佛是遗忘了一半的梦境，虽然难以掌握，却同时充满诱惑，因不确定而充满希冀，又因充满希冀而诱惑人更加不确定，故而也更令人感到痛苦压抑。我以为，它可以挪来形容那些不确定的时代，那些旧神话已然死亡，旧秩序已然崩溃，而新的规则与秩序尚未完善的时代。

　　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发展，也是如此充满不确定与期待的转型，社会走向多元与开放，社会结构出现新的分化，并形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与此相应，人们对社会现状及其未来的分析解释，变得更加芜杂多变。一种意见，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听众与赞赏之声，转而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相反，某些异声独见，迅速纠集大量批判者，仅仅几天过去，人们就忘了彼时愤怒相责究竟为何。

　　梦影重叠，记忆与遗忘重叠，期待与痛苦也在重叠。显然，把握这样的时代，窥测其内在涌动的思潮，需要极大的野心，且依赖观察者持久的现实关注与理论敏感。党报评论部出身的马立诚先生，对此似乎别有一番勇气，他把理解社会思潮的交锋，视为一把理解历史的钥匙，奋力勾勒当下中国各种思潮的大致逻辑与边界，并将其视为药方，对应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冲突与矛盾，对症施治，起沉疴于病体，致安康于民众。

　　写过类似当代思潮史作品《思想的谱系》的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对思潮有一个较为严谨的学术诠释：思想的派别往往以支持态度为基础，以同类相吸的学术视野为基础。而马立诚所遇到的挑战是，短短四十多年，无论是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并没有出现足以系统诠释其自身的专著，也就是说，这些思潮的构建者与支持者，并没有鲜明而系统地亮出其之所以坚持己见的理由，它们彼此交锋，仍在反复论述与博弈中修改自己，有些思潮，甚至始终处于喧嚣自证的状态，罔顾历史的真实。

　　细辨马立诚笔下的各种思潮，决定其现实效果的，并非全是认可、支持这一类理性选择；它们是否构成理性的公共对话，也需另辟园地加以观察研究。但马立诚的写作，有一种内在的自觉，从观念出发，返归诞生这些观念的现实社会，以此理解当下中国。故而，有感于精神世界的失落，马立诚将资中筠先生广为流传的名文《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也视为思潮的一种，法治民主等自成道统，卫此道尚可论名节与骨气，告别诵圣文化，则关乎自救与救国。

　　观念本身没有绝对的价值，重要的是秉持观念的人持怎样的立场与理由坚守自己的阵地。马立诚的写作，可看做是特殊知识景观的指南，在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判断、国家视角与私人追求之间，延宕出另一种风景，燃灯点火，见微知著。即便是面对民粹主义，他也愿意倾身细察，将其描述为“空心化”的政治工具，民主、独裁、左翼皆能利用，所以，转型越不彻底，民粹主义思潮的负面作用越大，可谓用心良苦。

　　有好几次与马立诚先生吃饭聊天，听他讲中国当代政治风云，非常切近的历史，却有朦胧的隔阂，尤其是在马先生提高音量重叙政界往事时。似乎，马先生是陷在时代里的一个人物，他与他的时代亲密对话，彼此娓娓倾诉，而我们，虽与他近在咫尺，却置身另一个世代，中间蔓延着大片静默，他不知如何解释，我们不知如何应承。在他热切的论述结束后，我们才惊觉，马立诚先生已近古稀之年，时代的波澜雕刻了他的认知，而时光的流转塑造了我们的记忆。□莫枫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