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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与时代亲密对话

2015年07月18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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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家马立诚。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
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时间:2015年5月

  本雅明写记忆中的柏林城,有一个精致的描述,说仿佛是遗忘了一半的梦境,虽然难以掌握,却同时充满诱惑,因不确定而充满希冀,又因充满希冀而诱惑人更加不确定,故而也更令人感到痛苦压抑。我以为,它可以挪来形容那些不确定的时代,那些旧神话已然死亡,旧秩序已然崩溃,而新的规则与秩序尚未完善的时代。

  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发展,也是如此充满不确定与期待的转型,社会走向多元与开放,社会结构出现新的分化,并形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与此相应,人们对社会现状及其未来的分析解释,变得更加芜杂多变。一种意见,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听众与赞赏之声,转而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相反,某些异声独见,迅速纠集大量批判者,仅仅几天过去,人们就忘了彼时愤怒相责究竟为何。

  梦影重叠,记忆与遗忘重叠,期待与痛苦也在重叠。显然,把握这样的时代,窥测其内在涌动的思潮,需要极大的野心,且依赖观察者持久的现实关注与理论敏感。党报评论部出身的马立诚先生,对此似乎别有一番勇气,他把理解社会思潮的交锋,视为一把理解历史的钥匙,奋力勾勒当下中国各种思潮的大致逻辑与边界,并将其视为药方,对应着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冲突与矛盾,对症施治,起沉疴于病体,致安康于民众。

  写过类似当代思潮史作品《思想的谱系》的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对思潮有一个较为严谨的学术诠释:思想的派别往往以支持态度为基础,以同类相吸的学术视野为基础。而马立诚所遇到的挑战是,短短四十多年,无论是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并没有出现足以系统诠释其自身的专著,也就是说,这些思潮的构建者与支持者,并没有鲜明而系统地亮出其之所以坚持己见的理由,它们彼此交锋,仍在反复论述与博弈中修改自己,有些思潮,甚至始终处于喧嚣自证的状态,罔顾历史的真实。

  细辨马立诚笔下的各种思潮,决定其现实效果的,并非全是认可、支持这一类理性选择;它们是否构成理性的公共对话,也需另辟园地加以观察研究。但马立诚的写作,有一种内在的自觉,从观念出发,返归诞生这些观念的现实社会,以此理解当下中国。故而,有感于精神世界的失落,马立诚将资中筠先生广为流传的名文《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也视为思潮的一种,法治民主等自成道统,卫此道尚可论名节与骨气,告别诵圣文化,则关乎自救与救国。

  观念本身没有绝对的价值,重要的是秉持观念的人持怎样的立场与理由坚守自己的阵地。马立诚的写作,可看做是特殊知识景观的指南,在客观的历史与主观的判断、国家视角与私人追求之间,延宕出另一种风景,燃灯点火,见微知著。即便是面对民粹主义,他也愿意倾身细察,将其描述为“空心化”的政治工具,民主、独裁、左翼皆能利用,所以,转型越不彻底,民粹主义思潮的负面作用越大,可谓用心良苦。

  有好几次与马立诚先生吃饭聊天,听他讲中国当代政治风云,非常切近的历史,却有朦胧的隔阂,尤其是在马先生提高音量重叙政界往事时。似乎,马先生是陷在时代里的一个人物,他与他的时代亲密对话,彼此娓娓倾诉,而我们,虽与他近在咫尺,却置身另一个世代,中间蔓延着大片静默,他不知如何解释,我们不知如何应承。在他热切的论述结束后,我们才惊觉,马立诚先生已近古稀之年,时代的波澜雕刻了他的认知,而时光的流转塑造了我们的记忆。□莫枫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角度。

  历史事件已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出现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不同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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