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马《坟场新闻》说起

　　李欧梵成年度作家

　　又到一年香港书展日，每当此时，思想类的书籍总是百花齐放。有关于宏观中华文化历史的深沉再思考，也有立足当下，高举本土意识的关于“我城我地”的个人表达。

　　今年书展的年度作家授予了李欧梵，他在台大外文系读书期间，就与白先勇、陈若曦等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带动文坛新潮流，后来赴哈佛大学读思想史，不仅引领现代主义文学评论，更涉猎电影、音乐、建筑多个领域，回到香港任教后，置身这片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土地，就连九龙塘购物商场“又一城”的一条阶梯，在他眼里，也能结合本雅明的“拱廊”理论，进行一番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思辨，写出《又一城狂想曲》来。

　　时而正襟危坐，时而幽默浪漫。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大多数人只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他是局外人、业余者，他敢于拒绝权势，既没有职位要守护，也没有地盘要巩固，他们搜寻另类的材料，发掘埋藏的档案，唤回被遗忘的历史。”李欧梵“世界居民”的身份，和他笔下文字所呈现的宽广的关怀，就可视为对此定义生动的注脚。

　　此外，书展期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李零思想随笔《鸟儿歌唱》，新增三篇文章，从事实出发，反省二十世纪被一遍又一遍议论的“历史启蒙”与“集体意识”话题。而新儒家代表学者刘述先的新作《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则探讨的是先秦、宋明与当代，一以贯之的“天人贯通”的宇宙情怀与宗教精神。

　　然而，今年书展让人意外的是，《坟场新闻》像一匹黑马闯入大众视线，不仅有两册《坟场新闻》实体精选集，更有续集《香港的命运》，古旧的装帧，兼济天下的书名，甚至让人联想起五四运动时发表《中华救国论》的康有为来。只听过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理应是寂如死灰的坟场，又能有什么动静，还能闹出新闻？

　　戏谑背后的一丝不苟

　　《坟场新闻》，起初是一个网站专页，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吸引了数十万粉丝。它以“坟场只有安息”为口号，声称报道的是“阴间独家第一手消息”，通过访问已去世的人物，来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这份名单中包括哪些人呢？武则天、金正日、夏志清、柏杨、萧伯纳等等，看起来是纵横历史的天马行空，笔者的语气却如新闻稿般一丝不苟。

　　例如，有“访问”夏志清的一篇报道，标题是《文学本身有功用，不是用来养懒人》，作者以夏之口说出“文学作品具有一种使人智力、思想品德方面变化的功能”，阐释对所谓“功用”的理解，并暗讽部分本地文学社团拿着政府的津贴而毫无建树，称这群文艺工作者为“艺术综援户”。书展期间，《坟场新闻》更效仿“年度华文作家”模式，推出“年度鬼文作家”，荣膺此项殊荣的是诸葛亮，借他的身份说出“懂得阅读，即是有福”，呼应着书展“一读钟情”的口号，并宣传要出版《诸葛亮的说话之道》，向读者传授舌战群儒之秘笈，一时间引发热议。

　　荒诞背后的恶搞动机

　　作为流行文化读物，不能否认的是，在旧派读者眼中充满对正统文学的轻视和对逝者的不敬的《坟场新闻》，还是迅速地以两个特征唤起消费者的共鸣：首先是“想象”，显而易见，书的形式大于内容，切中的是普罗大众的猎奇心理、寻求刺激的欲望和视觉效应。除了文字，荒诞的配图、古人的肖像、符咒一般的书法，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阅读的视觉行为，能唤起更多更复杂的感觉与联想。其次是“当下”，引用熟悉的文本做引子，把咸丰年间的往事结合了最热门的公众话题，比一本正经地说理更能引起大众关注，这种做法被称为严肃趣味（serious fun）。叙事与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基本的对接，文化产品与消费者之间没有距离，借由所谓的地府文学，表达的是人间的种种敢怒不敢言，阅读成为过把瘾的狂欢。

　　另一方面，本雅明说，“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透过复制、拼贴和颠覆性的恶搞，《坟场新闻》在模拟、戏仿和反讽的再编码中获取文化解构的快感，并激发读者的某种侠义精神。

　　《坟场新闻》走红后，人们开始追究其背后主笔“青永尸”的真实身份，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位浮出水面的主笔坦言自己以教书为业，年轻时就读的是左派名校，最喜欢的书是《辞源》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现实生活中的他，似乎怎么看都和穿梭阴阳两界的虚拟形象背道而驰。对于下一代人，他难掩自己的痛心疾首，认为现时青年人读书风气差，儿童文学落后，青少年难突破“图画期”，《坟场新闻》成为畅销书，他对此的期许竟然是希望“能承载真善美”。

　　表象是喧闹的，出发点却是严肃的，简直可谓是老舍小说《断魂枪》的现代版演绎。时代是这么沉重，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大彻大悟的，张爱玲语“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断魂枪的绝技，正如同文以载道的传统，《坟场新闻》的初衷，不是像沙子龙那样，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微微一笑喃喃自语“不传，不传”，而是顺应潮流的演变，旧瓶装新酒，为它套上新衣，吸引新世代读者的眼球，把一位位历史人物和顶尖大师的名字，从纯粹精致的象牙塔中过渡给普罗大众。

　　理想背后的现实困境

　　套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坟场新闻》成为热话，更牵涉着一个长久的争议：“文学现象”与“大众文化”究竟是否对立？站在流行与严肃的分水岭，它似乎同时具备文化消费、启蒙话语和社会主义话语的多重意义。

　　香港的文学领域从来不是寂寞的，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奖，有小思、董桥、黄碧云、董启章等骁勇战将，只是，阳春白雪总有着高门槛，它的薪火相传似乎把通俗排斥在外，两极分化的语境，让《坟场新闻》更理所当然地成为黑马，例如，若非它的广而告之，学术圈之外，还又有谁会常常记起遥远的夏志清、王昌龄、马丁·路德·金呢？但与此同时，任凭写作者舌燥口干，又有多少人会真正体会到，假正经的外壳之下所暗藏的呐喊呢？

　　说到底，不过是一篇篇适合于手机阅读的短小文章罢了，它们蜻蜓点水式地在普罗大众繁杂的日常生活中掠过，冒着有辱文学之斯文的大不会韪，为读者所提供的，也无非是茶余饭后，不分对错，只求认同的闲暇话题而已。就像闹哄哄的书展，尽管参展商高达580个破了历史纪录，其背后呢？嫩模站台推广写真集者有之，订阅杂志送化妆品面粉者有之，排队良久等待旅游书出版社抽奖者亦有之。

　　理想再伟岸，现实终究是让人唏嘘的。想起乔治·奥威尔的名言，“谁掌握了过去，便控制未来，但谁掌握了现在，便控制过去。”现在是什么呢？大概现在正如香港散文家冯睎干在专栏中所感慨的那样，“我在诗里做梦，在一个只有脸书的现实中醒来”。

　　本版撰文/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