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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将至,将有近十部与《西游记》有关的电影上映。然而很多《西游记》题材影视作品都会将孙悟空做十分简单化的处理,将其化约成“反抗精神”或“对自由的向往”,这种所谓的追求自由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孙悟空身上或有丰富多彩的人格斑点,但最首要,也最迷人的,当是其肉体和精神领域内的这种隐忍和情欲的相克相生。我更愿意看到那个敢于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魔性和欲求,又最终于天理和正道之间觅得安宁的人性化的孙悟空,因为他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格和理想的化身。这只“石猴”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很多时代,他的形象已经全面融入了中国人对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想象与妥协之中。
文化 西游人物映射国人命运和欲望
经典文学之所以被冠以经典之名,大抵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们甘愿甚至乐于跪着去看它;另一方面,则源于其文本的高度开放性和派衍性。这两条“经典之路”固然不能算是水火不容,却也大致给经典的序列做了一个区分。若以中国的“四大名著”为例,《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大致属于前者,而《西游记》和《水浒传》大致属于后者。
中国文化重纪实轻想象,所谓“小说不宜言正事”,乃至“小说”一词本身,都透露着一股隐隐的轻蔑。在这种语境下,与历史有着事实或隐喻关联的作品,往往被赋予了一种道德的力量;而想象性的、草莽气的作品,才拥有与流行文化相容的可能。正因如此,孙悟空和潘金莲的故事才有了成千上万的版本,以各种方式渗透于各个时代的人们的文化生活中。
在所有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算是个异类。从问世起,所谓的“西游文化”便在各个艺术门类中全面开花,派生出各种叙述和表现的版本,有些甚至在极大程度上完全背离了原著,这种“背离”得到了“神魔小说”这一体裁的保护,并未如《红楼梦》一样成为波及全民的文化洁癖。
影视艺术诞生后,《西游记》及其文化显然拥有了极为广阔的舞台,几乎撑起中国神魔题材影视作品的半壁江山--早在1941年,中国即出现了第一部《西游记》题材的动画电影《铁扇公主》,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和1986年首播的电视剧《西游记》则已成为流行文化时代的新经典。
“西游文化”的格外繁盛,自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其对人物的刻画。唐三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哪个不是中国人性格、命运和欲望的某种映射?其中,又尤以孙悟空的形象最为经久不衰,俨然成为当代“西游文化”的核心元素。我们甚至可以说,孙悟空形象的演进,伴随了中国人的集体身份与人格变迁的整个过程,我们在这只石猴身上寄托已不仅仅是“想象”,而有着更为实际也更为沉重的文化内涵。
人物 孙悟空隐藏虐恋情深
可以说,在《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是一个十分立体也十分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的悟性和通透恐怕远在其师父唐僧之上,例如,他对乌巢禅师所授之《多心经》(即《心经》)的领悟力惊人,在“给孤园问古谈因”一回,他甚至揶揄唐僧“只是念得,不曾……解得”,暗讽这老和尚只知对经文机械吟诵,却不能真正理解经文的含义。
除此之外,孙悟空也拥有世俗人物的情感与情欲。情感方面自不待言,他与师父唐僧之间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关系大约只能用“虐恋情深”来形容。在情欲方面,孙悟空也远非人们想象中那样无欲无求,唐僧也是如此,只不过孙悟空处理得更不露声色而已。
《西游记》中暗藏大量关于这两位后来成佛的主要人物的情欲状况的伏笔,最典型的就是“四圣试禅心”一章。细读之下,不难发现听闻黎山老母化身的妇人抛出“坐山招夫”的橄榄枝时,孙悟空和唐僧的反应都不大对劲。唐僧是“推聋妆哑……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不想的话完全可以说出来,而且可以说得不卑不亢,何故如此。而孙悟空则道:“我从小儿不晓得干那般事”,更是耐人寻味,因为在第42回中,当观音以“龙女”揶揄悟空时,他的回答变成了“我……自秉沙门,一向不干那样事了”。到底是从小就不干那事还是出了家之后才开始不干那事的?大有深意。
稍微借助一些精神分析的知识去考量一下《西游记》的文本,也不难发现诸种关于孙悟空身上的情欲的隐喻,如全书最为精彩的59-61回“三调芭蕉扇”,孙悟空与其嫂罗刹女(即铁扇公主)的几次交道便十分诡异,尤以钻进对方的肚子的行为最耐人寻味。这一叔嫂桥段在1995年周星驰主演的影片《西游记之仙履奇缘》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发扬,以至蔡少芬饰演的铁扇公主留下了令这部电影的粉丝刻骨铭心的一句台词“以前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换旧人,就叫人家牛夫人。”
在元杂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甚至成了情圣,其大闹天宫和偷蟠桃竟都是为了哄老婆金鼎国公主开心,在一段与唐僧的对白中,孙悟空竟对师父说出了“爱我是沉香亭上的纤腰”这样的话,简直没有底线。
母题 佛性和人性“相爱相杀”
《西游记》为后世中国文学带来的一个重要母题,就是天道对欲望的压抑,以及欲望最终与天道达成安宁。孙悟空身上或有丰富多彩的人格斑点,但最首要,也最迷人的,当是其肉体和精神领域内的这种隐忍和情欲的相克相生。
孙悟空就是中国人的人格和命运的映射,他既要不可避免地选择压抑内心的情欲和魔性,以自我隐忍与外部规训的方式觅得世俗的成功,也要穷极一生去追寻内心情欲和魔性的根源,来获取终极的谅解与安宁。
在流行影视中,打着西游记的旗号的作品比比皆是,其中多数情节与原著没什么关系,而只是借用了“唐孙猪沙”的人物结构和群众基础,足见《西游记》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2005年的乱炖港片《情癫大圣》甚至将孙悟空和唐三藏的形象融于一身,唐僧成了“为爱大闹天宫”的痴情种子,里面居然还有外星人——荒唐归荒唐,这些作品就算只是借了《西游记》的壳而已,精神上的立场却是正确的,那就是对“佛性”和“人性”之间“相爱相杀”关系的阐发。
电视剧由于自身样式和传播方式的特征,对原著的忠实程度较高,却也没有出现不合常理的单向度逻辑,1986版《西游记》的“女儿国”一集,不但大幅改写了原著,放大了情感的因素,而且在美学基调上完全拥抱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风貌。
总体而言,当代影视文化中的孙悟空的形象就沿着《西游记》原著设定的两个基本方向展开,一是强调孙悟空的所谓“佛性”,即克制、隐忍和自我超越的一面;二是强调孙悟空的情欲,呈现其壮美与绚丽,却最终被压抑的终极命运。
事实上,《西游记》小说所处的独特历史语境,也为其叙事提供了时代养料,它尝试在为“天理”和“人欲”设定一种更辩证的关系,这似乎是明代中后期市民消费文化崛起和理学在城市中相对衰微的直接结果。
改编 大圣爱自由更适合低龄群体
在《西游记》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以周星驰为灵魂人物的三部电影《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又名《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和《西游·降魔篇》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它们对孙悟空身上人性和情欲力量的深度发掘。
究竟有哪些东西在压抑齐天大圣的欲望并最终为他套上了紧箍呢?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大话西游”中,是天道与宿命;在2013年的《西游·降魔篇》中,则是一种更高级和更隐晦的暴力。这些探索丰富了“西游文化”的内涵,也带领着整整一代人(或许大约就是所谓的“80后”)在《西游记》的世界里进行着对自身人格与命运的反思。
当然,我们在更多的情况下看到的是那个令人钦羡与爱慕,因无性而无害的孙悟空。或许是因为要瞄准低龄群体的原因,很多《西游记》题材影视作品都会将孙悟空做十分简单化的处理,将其化约成“反抗精神”或“对自由的向往”,诸如此类。从营销的角度看,这样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但在文化的视野中,却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我们不妨将这样形象的孙悟空称作“齐天大圣在好莱坞”。纯粹的个人英雄主义对于商业电影来说是个好东西,2008年就有过一部美国人拍的《功夫之王》,票房也不错。
猴年将至,据悉将有近十部与《西游记》有关的电影上映。但作为一个文化的观察者和《西游记》的忠实拥趸,我更愿意看到那个敢于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魔性和欲求,又最终于天理和正道之间觅得安宁的人性化的孙悟空,因为他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格和理想的化身。
孙悟空伴随着中国人走过了很多时代,他的形象已经全面融入了中国人对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想象与妥协之中。
就像《西游记之大圣娶亲》中朱茵饰演的紫霞仙子所说的那句“我猜中了前头却猜不中这结局”一样,孙悟空和《西游记》的魅力就在于其无垠的多义性与开放性。在比神话更不完美的现实世界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驾着七彩祥云的齐天大圣,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一头永不磨灭的心猿。
□常江(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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