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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戏六载 退休法官甘做“路人甲”

2015年07月26日 星期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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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在人气电影《煎饼侠》中的剧照,电影中一分钟的片段,拍了足足4天。
老赵已在北影厂门口蹲戏6年,如今,随着网络通讯的发展,靠“蹲”等戏的时代即将消失。
北京电影厂外,赵士轩用闪光灯打亮自己。平时,他都坐在这里等待演戏机会。赵士轩曾是一名法官,退休后为圆演戏梦,成为北影厂门口的一名群演。
赵士轩随身携带的包,里面装的物品可以保证他随时跟着剧组去往外地。

  “即使最微弱的光芒,也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电影《我是路人甲》中的经典台词。

  在影视圈,“路人甲”是群众演员的别称,没有台词,没有特写镜头,甚至露脸都是种奢侈。他们在荧幕上转瞬即逝,在星光背后默默无闻。

  北三环中路77号,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是他们的聚集地。怀揣“明星梦”的他们蹲坐在道路两侧,像一件件货架上的商品,等待着大小剧组的挑选。他们或青春年少,或两鬓斑白,相同的除了梦想还有穷苦。

  “我会用尽全力在镜头前,哪怕只有一秒”,当了37年法官的赵士轩在退休后毅然踏进“路人甲”队伍,“蹲戏”6年后,他终于实现了年轻时的影视梦,更见识了一个法官永远也见不到的世界。

  从法官到群演

  盛夏7月,北三环中路77号道路两侧郁郁葱葱,炙热的阳光被蓊蔚的树冠遮挡,标志性的工农兵雕塑依然屹立在“欢度佳节”的拱形门顶上。棕色的油漆斑驳,映衬着四个黯淡的繁体金色大字“欢度佳节”。

  这是个至今有66年历史的造梦工厂。

  60多岁的赵士轩坐在门前西侧高高的杨树下,摇着折扇等戏。一个折叠小马扎,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帆布包,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体型较胖,不笑时嘴角向下,眼睛炯炯有神,不怒自威。周围的人都称他“老赵”。

  2009年,在天津一所基层法院当了37年法官的老赵退休,一家人随着儿子定居北京。工作时几乎天天跟刑事案件打交道,老赵压力颇大。“像走钢丝一样,得小心翼翼地往前迈。”卸任之后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要从事法律工作,找个感兴趣的事儿做。“那时候就想见识下,拍电影电视剧是怎么回事。”

  老赵对影视剧的向往,可以追溯到青年时期。1978年,25岁的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专业,因为喜欢演员牛犇,对马路对面的北京电影学院产生了莫大兴趣。

  他常常爬过开了口的明城墙,溜达到北影门口,却不敢进校园逛逛,探着头向里张望。“别说牛犇了,连学生都没碰见几个。”

  “拍大片儿”赔了40块钱

  31年后的秋天,老赵故地重游。这一次,他默默伫立在北三环中路77号北影厂门口,看着周围“蹲戏”的几十个男女老少,做好了心理准备。“试试呗,哪怕就是花点路费,赔点咱也干!”当天下午两点,一辆客车停在离他不到20米远的路口,车上的人招募几十个张纪中版《西游记》的群众演员,拍夜戏每人30块,老赵顺利入选。

  第一天来就赶上“拍大片儿”,这让老赵激动不已。他两手空空跟着进了郊外的剧组。“没有概念,除了手机和烟其他什么都没带。”到那之后,老赵和其他群演换上半截袖的戏服,扮演看灯会的老百姓,在导演指示下走场。

  面对镜头,有37年法官经历的老赵不犯怵也不紧张,但是拍戏片场不同于法庭,镜头扫过去,哪些群演走位错了或是动作、表情不对,就要重来。几分钟的戏拍到深夜才过关,他在风中冻得打战。

  拍完戏,群演们要脱下戏服拿回自己的东西。放衣物的屋子是临时搭的,没有灯。出来进去的几十个群众演员,大多黑灯瞎火地摸索,老赵才知道要准备个手电筒。

  凌晨两点多,他们被车送回北影厂门口。没有地铁和公交,老赵领着30块钱的酬劳,花了70块钱打车回家。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把在剧组里拍的照片给家里人看,边说边乐和。“不在乎赔了40块钱,我开心就好。”

  自此,老赵正式踏入影视圈,成为北影厂门口“蹲戏”的群众演员之一。他渐渐有了经验,买了个墨绿色的充电小手电,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牙具、毛巾、自拍杆、个人简历等物品的黑色帆布包,带上折叠小马扎,坐在北影厂大门东侧树荫下,随时可以出发。

  生活如流浪汉一般

  老赵开始熟悉这里的规则。北影厂门口的“路人甲”分为三类:普通群演、特约演员和特型演员。群演就是活道具,在戏里当背景,逛哪儿走哪儿都按照规定来。特邀演员能顶个有名有姓的角儿,有台词。特型演员则在外貌上有明显特征,比如身材高大魁梧的可以演武士,背阔胸宽的能演老板,一般没有台词,除非长得特别像某些名人。

  在市场上,他们的工资也按照不同类型划分。普通群演日收入30元至80元不等。普通特型演员日收入100元左右。特约演员则分为小、中、大三个级别:小的特约演员会有一两句台词,日收入100元左右;中等特约演员每天收入300至500元;有名气的特约演员一天最多能收入上千元。

  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男女老少,普通话里多少带着点乡音。他们日复一日蹲守在北影厂门口,生怕错过了一丝机会。为了省钱,即使在冬天,也有人躺在门前两侧草地上睡觉。蓟门桥下的地下通道,也曾是他们的休息场所。晚上靠着墙壁和衣而睡,或者直接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有些人甚至吃住都在这里。

  “后来城管不让睡通道了,他们就到附近的麦当劳、网吧,找个沙发或桌子凑合一晚。”在北影厂蹲守6年,老赵深知他们辛苦。有次拍戏收工太晚,他没有回家,跟群演一起住进北太平庄一家旅店,睡几十个人的大通铺。一晚只要10多元钱,别人睡得挺香,他连衣服都没脱,“真的太不习惯了。”

  也有过得不错的群演,北京人老张比老赵大四岁,退休后来北影厂“蹲戏”5年。如今他已成为日收入300至500元的特约演员。有养老金,生活上没有压力,蹲戏是为了开心。他们可能是北影厂门口最不像“路人甲”的“路人甲”。“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老张坦言。

  他们还认识一对来自山东的老夫妻,从国企退休后定居北京,也因为兴趣加入这行。老太太跟传媒高校的学生关系很好,有拍戏的机会常给大家推荐。

  人气电影中成功配角

  拍完戏,老赵喜欢总结一下哪儿好哪儿不好,而不是完成任务,拿钱走人。他爱琢磨演技。虽然长得一脸正气,演起反面角色也像模像样。在电视剧《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里,老赵饰演了一个嫖客。

  他琢磨,规规矩矩、亲亲热热地演,跟两口子逛商场似的,不像地痞流氓。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评剧里的一个片段,决定“借神态”照葫芦画瓢。

  开拍时,他吊儿郎当地站在“妓院”门口,见到姑娘,眯起眼睛摩挲双手,摇头晃脑地笑,最后大手一揽,眉飞色舞地搂着女演员进去了。这场戏让导演印象深刻,也为老赵赢得另一个门卫的角色。

  2010年冬天,跑了一年群演的老赵被选中,在一档互动亲子栏目中担任现场嘉宾。凭着嗓音浑厚,逻辑清晰,极有说服力,他很快在24位嘉宾中脱颖而出。良好的表现让老赵成为固定嘉宾。他一共出演了112期节目,每期酬劳几乎是群演的10倍。“档次一下子提升了,还能跟着掺和大片儿”。

  他开始能接到有台词的角色。最近异常火爆的电影《煎饼侠》里,老赵扮演一名推车摊煎饼的老头张二柱。

  大鹏的剧组想借用张二柱的煎饼摊,他却非要在摊前挂上印有自己头像的招牌,以植入广告,并为此和剧组人员起了冲突。一脸不屑的大鹏让助手先给他挂上,“之后再PS掉,反正这老头又不懂”。

  “谁不懂了,不就是Photoshop嘛”,老赵回击。三两句台词的桥段,因为老赵的出色表演,会引得电影院里观众们哈哈大笑,分贝毫不逊色于其他大腕带来的喜剧效果。

  演出不过一分钟,老赵却拍了四天。“拍电影要求更高,得保证质量。”

  路人甲常有 王宝强不常有

  在北影厂门口,最有分量的“角儿”是王宝强。年轻的群演们提起这个名字总是格外亢奋,有人指着门前广场东侧的那片树林,说当年王宝强“北漂”时爬过哪棵树,也有人嚷着要当王宝强第二。

  对此老赵很冷静,“我没那么大欲望,不是谁都能当王宝强。”他看过王宝强表演,一个远镜头里,王宝强从车上跳下来走路,生动而有灵气。“对人物拿捏得好,能钻进去,演谁像谁,这是悟性。”

  这一行讲究“悟性”。刚入行时,老赵天天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制作庞大的电视剧,分析演员演戏的技巧。后来发现,“悟性”是天生的,王宝强只有一个。人跟戏发生的化学反应,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他观察北影厂门口形形色色的年轻人,这些80后、90后大多数没有较高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很多年轻人盲目地横冲直撞,想象自己被命运眷顾一夜成名。

  去年,老赵遇到个28岁的小伙儿。留了个时尚发型,“头发越往上越红,越往下越绿。”拿着根“打狗棒”,做了个广告牌写着“天下丐帮帮主,”展示自己在全国各地街头卖艺的照片。老赵看小伙儿文章写得不错,跟他聊了聊时局,小伙儿聊得头头是道。正准备留下来当群演,就有年轻人过来挑事,砸了小伙儿的摊。小伙儿跟人打了一架,此后再也没在北影厂门口出现过。

  “这儿沉淀下来的没几个人,年轻人隔三五个月就换一拨,都是现实逼迫。”老赵用“做梦”形容遥不可及的幻想,他深知现实的残酷的无奈。“干这一行的那么些人,能坚持下来除了毅力就是运气。”同时,他也佩服对拍戏充满热情和坚韧的年轻人。“哪怕没有经济保障、生活保障,他们每天都乐和。”

  乐在其中 苦也甘愿

  老赵拍戏的热情不比年轻人少,一提拍戏,眼珠子都能立起来。拉戏的人一般早上六七点过来,去郊区拍戏最少需要一天。因为担心来回拍戏,影响家里人休息,3年前,老赵在昌平区沙河镇租了一间十平米的斗室。每天早上8点,老赵坐345快速公交半小时直达北影厂,三四天才回趟家。

  在河北省涿州拍郭德纲主演的《梦回唐朝》时,他在36℃的高温下,穿了4层戏服。摄影棚里有40多℃,老赵汗如雨下,衣服都湿透了。古装戏的头套和帽子重好几斤,老赵头上不停冒汗,刺痒得直打冷战,他怕破坏发型,挠也不敢挠。

  为了拍戏,老赵把两边鬓角留长,方便戴头套。贴身的戏服每天都要拿回去自己洗,有时晚上还有夜戏,拍完回去洗澡洗衣,第二天早上再接着拍,每天的工资100块。老赵没想过放弃,“我们这年代的人什么苦都吃过,这也不算苦。”

  6年时间里,老赵足迹遍布辽宁、山东、湖南,以北京为轴轮着转,他走过十几个地方,“比旅游精彩。”回来后,跟家人分享照片。老赵很感激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刚进这行,他们互相不放心,天天通电话。后来老伴、儿子和儿媳见他成功减了肥,腰不酸腿不疼,人也容光焕发,就随他去了。

  最让老赵骄傲的是,他没动退休金,用拍戏挣的钱给小孙女买了架一万多的钢琴。“这就是这么多年唯一的收获。”老赵哈哈大笑。

  法官看不见的世界

  要想学艺,先学做人。老赵接戏很有原则,“这个圈子财神爷说了算,但有些钱不能挣。”他不接药品广告,“咱分不清真假,不想做虚假宣传”;乐意出演跟法律有关的片子,哪怕钱少点辛苦些。毕竟,演普法片比上法庭简单得多。“拍戏把一条法律说明白就行,法庭上不一样,一件事涉及很多法律条款。”

  2014年,老赵经人推荐,出演北京电视台《现场说法》栏目的普法故事片。有一天演父亲的男一号演得不到位,配角老赵接到节目组电话匆匆赶来救场,“台词看三遍我就说下来,还很利索。”完整的表现让导演眼前一亮,老赵成了男一号,并接连出演100多集故事片,其中三十多集都是主角。他从网上下载了一些,拿回原来的单位给同事们看,说侧面宣传法律。同事笑他“藏了一手”,居然会演戏。他乐:“我这是普法。”

  2013年12月,老赵收到了最高法院授予离退休法官的“荣誉天平奖章”,作为将30多年青春献给司法事业的表彰。当了一辈子法官,老赵选择在北影厂门口褪去威严的光环。“卸任到这儿来才发现,社会上好多事是当法官时看不见的。”作为无官一身轻的普通人,老赵感受到最平凡的酸甜苦辣。

  他很清楚,群演是弱势群体,一些群演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比如进组拍戏需要签合同,但有的合同并不公平。“合同上通常要签群演的身份证号、手印、名字,对群演有百分百的约束力。剧组只写个名字,没有正规法人代表、制片人姓名和公章,对剧组没有法律效力,单方面约束,有什么用?”

  老赵劝一些年轻人“最好别签”,但少有人听。“咱人微言轻,没办法。”他见过负责联系群众演员的戏头,跟另一个戏头抢人,互相打骂争市场;也见过有人拉车接群演拍了一天戏不给钱,过几天又来拉,谁要钱打谁。面对这些不合法的行为,虽然他会指出来,但有时不得不向现实妥协。老赵感叹:“孤掌难鸣。”

  即将消失的“蹲戏”时代

  在蹲戏的人群中,老赵认为自己“没有代表性”,他看着每天挣几十块钱,吃饭没准点、睡觉没地方的群众演员,心中百味杂陈。总有新来的年轻人在门口打听这一行经验,当问到老赵时,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劝人赶紧离开。“梦不能当饭吃啊,省的被饿跑了。”但听劝的,至今没有一个。

  但从去年开始,北影厂门口蹲戏的人慢慢变少,从鼎盛时期的每天一两百人缩减到每天几十个人。老赵分析,现在都是网上招聘,剧组招人也能通过微信上发消息。网络的发展,打破了群演们在北影厂门口等待的思维惯性。

  如今,老赵也在网上接戏。他仍然10天左右去北影厂门口看看,凑个热闹。虽然在这几乎找不到戏,但他喜欢找老伙计聊一聊,“人老了爱说话,到这儿才知道什么叫放松。”大家对北影厂有感情,都有点恋恋不舍。“也许以后,就没有人再来了。”

  老赵依然在当“路人甲”,他拍拍腿,“只要走得动,我就继续干下去。”

  北影厂门口,陌生的面孔还在不断更迭,他们有近乎相同的眼神,炙热、好奇,脸上写满疲惫和憧憬。这是个造梦的地方,梦周而复始,从不结束。千千万万的北漂大军中,仍有数量庞大的“路人甲”默默守在这里,固执地等待下一场戏。梦想似近又远,无法预期。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凌晨

  A06-A07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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