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没有真，所有善都是假善，美也是假美

　　“呵呵，我知道，说是文联主席发疯了。”访问王学泰的那一天，正是湖南省耒阳市文联主席熊艾春走红网络之时。熊艾春写的打油诗遭网友差评，他跑到耒阳社区网站的办公室砸了人家的电脑。这件事迅速在网络上发酵，随之一起被传播的，还有熊艾春的那些打油诗，诸如“今日高兴洗脚后，明日健步去爬山。”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熊艾春的这些句子实在是不能称作“诗”的。事实上，刚刚出版了旧体诗研究新作的王学泰，对这个事件也无意进行更多评价。不过在《清词丽句细评量》的序言中，他提及了去年备受争议的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啸天的诗句“不蒸馒头争口气”，他反问道：“全民一起‘向钱看’的时候，诗的位序能排到哪里呢？”王学泰热爱诗，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最优秀、负面最少的部分，就是诗歌。

　　谈杜甫 

　　对士人性格塑造起了大作用

　　1953年，王蒙创作了成名作《青春万岁》，书中有一个角色，因病退学、极度消沉，每日阅读古诗打发时间，自命苏东坡。这样的角色，正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典型时代形象。王学泰少时也喜欢读故事，能背诵六七百首杜甫的诗，但彼时，这是思想落后的体现。

　　王学泰回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校干什么都可以，大炼钢铁、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彼此揭发攻击，唯独不能看书。“我对学校一点好印象都没有，遇到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整我的。‘文革’时，学生打老师，这肯定不对，但是，‘文革’之前，师生关系就是正常的吗？”他摇摇头。

　　阅读旧体诗，能慰藉王学泰的心。这其中，他尤其喜爱杜甫：“你读杜诗，就可以看到他时时刻刻都能想到国家，想到他人，人家侵犯他的利益他不怎么计较，他是特别感恩的一个人。”现实虽然苦厄不断，但王学泰仍然相信，阅读杜诗，能“使人们体会到儒家倡导的那些令人仰望的伦理观念就在身边，就活跃在人们的一言一行之中，还可以说就发生在你我的日常联系之中”。下放到偏僻山村，深夜孤灯，再读杜诗，他觉得“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杜甫都替我表达了出来”。

　　王学泰进而认为，杜甫实际上是儒家观念最好的践行者、传播者。杜诗中，多写别人如何帮助他，很少写自己怎么对别人好，“这就跟现代人很不一样，做了一件好事，还得写在诗歌、日记里”。从某种角度来说，杜甫的这种人格得到了发扬，“在中国文化史上，杜诗对于士人性格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

　　谈起杜甫对战乱中普通人的关注，年逾古稀的王学泰有点动情，潸然泪下。“现在有的年轻人，呼吁打仗，谁跟谁必有一战，我一看就特别生气”，停顿了一会儿，他用纸巾擦了擦眼睛。

　　读当代旧体诗时，这一幕亦曾发生。朋友送来诗人熊鉴的诗集《路边吟草》，王学泰一上午读完，“读得泪流满面”。“并非因为他写的事情惨，而是诗人对于世事的关爱，诗人把这种爱直白地、不加修饰地表达出来，这就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谈李汝伦 

　　当代旧体诗第一人

　　与古诗的阅读形成呼应，旧体诗的发表也有过一段“政治化时期”。1949年至1957年，国内媒体鲜有旧体诗词见刊，直到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旧体诗词17首，人们才再一次感受到这一古老文学样式的力量。虽然在这之后，一些旧体诗词又有机会被刊载，但需要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在政治上没有问题的作者，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这也成为了“政治待遇”的一部分。

　　直到“文革”后，这种现象才得到改变。王学泰认为，第一个站出来的是李汝伦，他主编《当代诗词》杂志，把旧体诗词的创作拉回文学领域，完全从作品质量出发，与其他因素、特别是作者身份无关。因为这样的关系，王学泰以“点将录”的方式排位，将李汝伦排在了天魁星及时雨宋江的位置——即当代旧体诗第一位。

　　就诗歌本身而言，王学泰最推崇的诗人是聂绀弩。他最初喜爱聂老的诗，自佳句开始，包括“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手提肝胆轮囷血，互对宵窗望到明”等。在王学泰眼中，这些诗句“霸气”十足。

　　写当代旧体诗人，王学泰并不着力于诗歌艺术，而是突出诗歌背后人的命运。聂绀弩写过一首《萧军枉过》，第二句“老朋友喜今朝见，大跃进来何处存？”粗读起来，并无特别意味。但是，如果经过“大跃进”和“文革”，了解萧军为人，便能体会其中的妙处。

　　1950年前后，萧军遭到批判，他性格刚硬，宁折不弯。据传，“文革”时受批斗，有人按住他脑袋要打他，萧军说，我会武术，你最好别惹我，否则，我也不要命了，咱俩谁都落不着好。对方停了下来。“这种人能经历了‘大跃进’而完好无损，在聂翁看来真是奇迹。”王学泰说。

　　王学泰认为，聂绀弩等诗人的作品能“使我们看到建国三十年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心灵史”，对于诗人自己而言，诗歌亦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慰藉。有“国士”之誉的牟宜之被错划右派，他爱作诗，也爱听孩子读诗。去世前，还写下一首可视为“精神自传”的诗，最后说：“掷笔一长叹，泪为荒唐滴。明日再谈诗，不觉又扬眉。”

　　■ 对话王学泰

　　真正的诗人把“真”列在第一位

　　新京报：你写了聂绀弩、熊鉴、邵燕祥等诗人，他们都堪称“硬骨头”。你怎么看人格与诗歌写作的关系？

　　王学泰：不能用“硬骨头”或者“软骨头”来评价，他们都写自己对命运的感受。诗在专制社会中，往往不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因为诗歌贵在真诚，诗人很难造假，造了假，就没有力量。有人说，善美才是第一位的，我认为不是这样，没有真，所有善都是假善，美也是假美。真正的诗人把“真”列在第一位。

　　你看聂绀弩，他倒了很多霉。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特别兴奋，说我们在新社会没有悲哀的事情了，整天就是笑。这种想法很幼稚，像进了安定医院，都是傻笑——人要只会笑，不会哭什么的，那肯定精神上有毛病。

　　但是，聂绀弩是个自由文人，仍然用在香港办事的那一套，这就不行，适应不了新环境。1955年，因为胡风问题被隔离审查，他想不通。我在《说不尽的聂绀弩》这篇文章写到，他写了《反省时作》六首，思想开始转变，有所怀疑，起码是不满意。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劳动后，他的旧体诗的写作一发不可收。从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旧体诗仍然非常有表现力。

　　新京报：是不是有些内容、情感只有旧体诗或者说旧体诗最适合表达？

　　王学泰：也很难说。你看邵燕祥先生，他写新诗很有名，我们当年都读过，被划成“右派”后，他多写旧体诗、杂文。但是，要说是新诗还是旧体诗更有表现力，因人而异。比如，聂绀弩的旧体诗的确比新诗好很多，他的新诗一看你就觉得简单，政治化，标语口号化，读完了没什么感受，他的旧体诗完全不一样，特别难以表达的感情，他能表现出来——“此后定难窗再铁”，用新诗怎么写？说我以后不会再坐监狱了，或者只有第一次，不会再有第二次？压缩成这么一个简单的句子，你感觉到沉重又好笑——因为后来又要坐监狱，而且被判了无期徒刑，窗似乎要永远“铁”下去——很难想象用新诗怎么写。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研究领域最初偏重于中国古代诗歌史，近十年来，偏重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著有《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流民》、《监狱琐记》等。2015年7月出版《清词丽句细评量》。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