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存活时间不超9分钟

　　由前苏联著名轻武器设计师斯帕金设计，又被称为人民冲锋枪、人民转轮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奇功，是二战名枪之一，该枪于1941年正式装备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初露峥嵘。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典型的城市立体巷战，该城市拥有规模庞大的高层建筑、复杂的街道和地下网络。这种环境下，飞机很难有效支援步兵，而坦克极易受到伏击而被消灭，基本上全靠步兵逐屋争夺。这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常见的战斗环境。这样的条件导致双方士兵经常面临不期而遇的战斗。一旦交火，哪一方先凭借强大的火力把敌人压制住，哪一方就能更从容地瞄准射击。“波波莎”冲锋枪射速高达900发/分钟，5秒之内就能把单鼓清空。而德军的MP40冲锋枪则只有500发/分钟，遇到装备“波波莎”冲锋枪的苏军很容易就被压制乃至消灭。同时，“波波莎”冲锋枪也是近距离伏击的理想武器，倾泻的弹雨可以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就使其蒙受惨重损失。

　　“波波莎”更适合在苏联的严寒条件下作战，正因为波波莎冲锋枪让苏联人在单兵火力上占了大便宜，该枪支被苏联大规模生产，共生产了600多万支。二战末期苏军士兵基本上到了人手一支的程度。

　　冰激凌店消失了，在14岁的维拉面前化作一团腾空的烈焰。

　　接下来，这名学习芭蕾舞的女孩命运也随之改变。72年前发生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让她失去了所有亲人。

　　如今87岁的她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组数字：她说战争爆发前这座花园遍布的城市里生活着80万人，然而6个月后，战争结束时，遍地废墟的城市里只剩下7850人。

　　95岁的波波列夫也记着一些数字，这位参与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程的军人，在战场上活过了一个又一个“士兵9分钟生命周期”“我来到斯大林格勒时，我的部队有7000多人，两个月后这一数字变为60人多一些。”

　　如今，老人拒绝观看任何与战争相关的电影，也很少阅读关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书籍。他认为，那些经过人为筛选的东西，并没有告诉人们当年在斯大林格勒死伤的200多万战士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

　　梦里尽是漂浮的海军帽

　　1942年，8月23日，22岁的波波列夫正驻守在伏尔加河西岸的森林中。那天阳光刺眼，他和他的战友忽然听见了巨大的轰鸣声。紧接着，成群的德国飞机出现在天空，斯图卡轰炸机飞得最高，轰炸机宽大的机翼下，护航的容克88战斗机来回穿梭。

　　机群蝗虫一样奔向斯大林格勒，尖锐的警报声随即在伏尔加河上空回响。

　　防空警报拉响时，刚刚结束芭蕾舞课的维拉正蹦跶着走向街头被漆成红色的冰激凌店。14岁的她，并不关心近来经常响起的防空警报。

　　“当时我对战争的理解是可以少上课，甚至有些开心。”维拉回忆说。

　　红色的冰激凌店在维拉面前消失了。一枚半米长的炸弹砸进了这栋尖顶的木制建筑，房子先是由内向外腾起一根烟柱，随后犹如一个被捅破的气球，四面八方的炸裂开来。

　　爆炸产生的气流将维拉从地面托起，重重落下，等到她再次醒来时，原本花园遍布的城市已经变了模样。

　　黑色的硝烟四处弥漫，铁灰色的天空上，飞机反复穿梭。摇晃的机翼下，航弹雨点一样砸落下来。持续的爆炸让地面如海浪一般摇晃。街两旁的建筑要么被炸成粉末，雾一样消失。要么就是在猛烈燃烧，火焰中残存的钢筋以各种奇怪姿态指向天空。

　　残破的建筑下，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以及奔跑的人群和四下乱撞的汽车。奔跑中有人大喊帮帮孩子，但很快就被更加猛烈的爆炸声以及嘶哑的哭声淹没。

　　在伏尔加河上，一艘载满儿童的斯大林号游轮被炸弹击中。尽管船长在殉难前，把所有救生圈都分发给了戴着蓝色海军帽的孩子，但这并没有改变孩子们的命运。水面上的孩子成了德国飞机的活靶子。

　　“我们当时抢不回来孩子们的遗体，只得在河边捞起一顶又一顶的海军帽。”一位亲历者说，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她还经常做噩梦，梦里尽是漂浮的海军帽。

　　维拉跑回家时，整个街区已经被炸的粉碎，电线上挂着遇难者残存的肢体。她家附近的一所六层楼高的小学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她看见一位老师在瓦砾中不停寻找。维拉试图帮助这位老师，不过很快就趴在瓦砾上呕吐起来。“老师拎着一条腿，他想找到这个学生遗体的其他部分。”

　　轰炸中斯大林格勒的医疗系统也陷入了全面瘫痪。据一位幸存护士回忆，人们没想到涂在医院房顶的红十字竟成了德国人投掷炸弹的最醒目标志。人们争相逃散，一些腿脚不好的病人没有死于轰炸而是被逃命的人踩踏致死。

　　维拉说:没有躲进防空洞的人很难在23日的这次轰炸中幸存，即便躲进防空洞的人，也面临各种灾难。在她家不远处，一个躲进防空洞的七口之家全部淹死在洞里，炸弹炸断了洞里的一根30厘米的市政供水管。

　　“到现在我们都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家庭被埋在废墟里。”据斯大林格勒二战委员会介绍，23日的这次轰炸，德国人不但使用地毯式轰炸的战术，还开了欧洲战区无差别轰炸的先例，平民成为被猎杀的目标。

　　按当时的统计，仅23日这天，就有5万多人死伤，绝大多数是平民。

　　一觉醒来整个连都不见了

　　德军进攻不久，波波列夫跟随部队渡过伏尔加河，来到了斯大林格勒。他记得，当时斯大林格勒一片混乱。城市里弥漫着人体烤焦和发腐的恶臭。溃败的部队和准备逃走的市民争抢着渡轮，警察试图维持秩序，让更多的平民上船，但很快被逃兵手中的步枪逼退了回去。

　　斯大林格勒初期的混乱，部分原因要归咎于苏军指挥上的失误。当时苏军的主要力量都在西南方向阻击德军霍特上将的第4装甲集团军。德军保卢斯上将的第6集团军却从右翼突入斯大林格勒。

　　突如其来的保卢斯军团，让红军出现了整建制溃败的情况。

　　一位连队的政治委员如此向上级汇报自己部队消失的情况：“我和话务员睡在电报室，一觉醒来整个连都不见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增援部队拼命的往前冲，此前驻守的部队同样拼命的往后撤。”波波列夫说，尽管斯大林颁布了“决不许后撤”的227号命令，但并不能有效阻止红军信心的崩塌。

　　“军人至少还可以跑。”维拉说，1942年的8月，等待斯大林格勒平民的只有死亡。

　　据前苏联的统计，从8月24日也就是空袭的第二天至9月中旬，累计有30万平民撤离了斯大林格勒。不过这一数据，在苏联解体后遭到俄罗斯部分学者的反对。学者们一致认为，战争爆发后由于军方控制了码头，撤离斯大林格勒的“平民”最多有6万人，期间大部分还是城市里的权贵阶层。

　　“平民是被拒绝渡河的，先走的是市政府的官员和工厂里的领导们。”维拉记得，战争结束后先行撤退的官员们遭到查处，一名副市长被当众枪毙。

　　幸存者伊利亚——安德烈说，由于保卢斯的部队推进很快，很多市民根本来不及赶到伏尔加河河边，为了躲避战火，大家只好跑向德国占领区。不过在那里人们经历了二次灾难，没有食物只能往回跑。但这次等待他们的是苏军的扫射，守军无法分清跑来的是平民还是德国人派回来的间谍。

　　不容忍任何懦夫的行为

　　初到斯大林格勒的波波列夫，从未想过会亲历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当他意识到自己处境很危险时已是1942年10月，此刻和他一起过河的7000名战友只剩下60多人，他自己也因不断负伤，三次住进了医院。

　　从1942年8月23日到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变成了全世界最令人恐惧的城市。“真的没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了。”二战史专家萨摩索诺夫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德双方的死伤人数是200万，是广岛的10倍。战斗最激烈时，一名士兵在战场上存活时间不超过9分钟，军官是3天。

　　波波列夫如此描述第三次负伤时发生的战斗。他和他的战友负责守卫一个呈品字型分布的居民区，居民区里有着大片的白桦树和洋葱顶的修道院。然而不久后，裹着灰尘冲来的德国三号喷火坦克就把这里变成了一片红色火海，惊恐的修女们四下逃散。“长官高喊，射击，我说不，德国人前面是我们的俄国姑娘。”波波列夫说，他的抗命没有保护到那些修女，他身边的战友毫不犹豫地射杀了修女和修女身后的德国士兵。

　　战斗中，一颗子弹斜着穿过他的眉骨，他受伤后被送进医院，并因此躲过了前线政治委员会对自己不开枪事件的审查。

　　而其他一些战士则没有波波列夫那么幸运。在1942年8月以后的斯大林格勒，只要被前线政治委员会认定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的战士都会被处以死刑。

　　正如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崔可夫将军所述“在这个燃烧的城市中，我们不容忍任何懦夫的行为，根本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

　　对于这种惩戒，波波列夫亲眼目睹了多次。

　　通常上级军官会当着大家的面枪毙抓回来的逃兵。后来兵源少，对逃兵的枪决，就改为每数到10就开枪杀死一个逃兵，如此循环。那些没有被枪决的士兵被要求向德军阵地冲锋，前线政治委员会的军官们在他们身后架起机枪“不冲，或往回跑，就开枪。”

　　有些时候，出现逃兵的部队长官，也会遭到处罚。有一次，波波列夫所在团的团长要求连长枪毙发生逃跑事件排的排长，连长照做了，走到战壕顶着排长的脑袋开了一枪。

　　“这种惩戒到后来，变得更加严厉，我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小心把坦克开进了冰窟窿遭到就地枪决”。92岁的老兵弗拉基米尔说，他的另一位战友则因被怀疑自残右手，而遭到枪决。

　　斯大林格勒的惨烈还体现在交战双方对平民生命的漠视。

　　在德占区，很多老人和孩子被吊死，因为德国人要从心灵上震慑苏联军民。

　　“春天雪融化了，街两旁都是平民的尸体。”维拉说，德国人会强迫苏联平民为他们抢回交战区的士兵遗体，为此苏军指挥部特意下令“毫不犹豫击毙那些为德国人做事的人，不论他们是否被逼迫。”

　　在一摞夹心饼干中间战斗

　　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城区的战斗依然艰苦，交战双方为了每一间房子进行着激战。一栋大楼一个月内可以十次易手，一间房子上午是德国人占领，下午变成红军，到了晚上德国人又打了回来。

　　习惯了开着坦克冲击的纳粹士兵发现，情况越来越差，他们的推进速度开始按米计算，同时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下水道里都发生着战斗。

　　“战士们像老鼠一样穿梭在废墟和下水道里进行着战斗。”一位德国随军记者说，更糟糕的是冬季又来了，这让很多人想起了刚刚在莫斯科经历的失败。

　　冬季的斯大林格勒四处都被大雪覆盖，士兵们在残垣断壁里战斗。狙击手隐藏在一切可以隐藏的地方，或许是一栋废弃房子的衣柜，或许是一片丢满破碎衣服和洋娃娃的角落，寻找着可以猎杀的目标。

　　“双方好像在一摞夹心饼干中间战斗。”波波列夫比划着，有时候红军在一栋楼的三层，德军在二层，而到了一层又是红军。“误伤是常有的事，大家很难分清彼此。”

　　这种战术被称为崔可夫“防洪堤”。崔可夫认为，将德军的密集队形打散，可削弱他们的进攻力量。配备着反坦克机枪的步兵们埋伏在经过加固的建筑物里，这样又可以最大程度抵消德国人坦克的优势。

　　一位德国军官在日记里写道：“伊万们（对苏军的称呼）神出鬼没，有些士兵在睡觉时被一刀剁掉了头，各种角落里都会射出子弹，我们总是胆战心惊，哪怕一只老鼠碰翻了玻璃瓶，都会循声扫射上一阵。我不相信我会活着回到德国。”

　　10月以后斯大林格勒城内的战斗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状态，没有大规模攻击，随处随地发生的战斗却永无休止且残酷。

　　1942年的整个冬季波波列夫依旧穿梭在斯大林格勒的每一处废墟里与德国人进行战斗。他在斯大林格勒最后一次与德国人交战，是在一处城市中央的废墟之上。他记得那天清晨，十几辆德军三号坦克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而他当时只带领着三十几个士兵，没有反坦克炮。“我点燃一支烟，看着冲过来的坦克，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在抖。”他说，战斗持续了五分钟，躲在废墟里的战士只能依靠往坦克上扔燃烧瓶阻止进攻。“我当时想这次我一定完蛋了，奇迹恰恰出现在此时，不知为什么德国人的坦克掉头冲向了另一个方向。”

　　“我不是英雄”

　　事实是，当时间来到1943年1月，鏖战了五个月的苏联红军已经即将迎来自己的胜利，崔可夫在城内消耗了保卢斯的部队，朱可夫则在斯大林格勒城外展开天王星行动，不但将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团团围住，还击败了德军曼施坦因的驰援部队。

　　维拉记得1943年2月2日，最后一声炮响过后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雪花泛着银光，城市上空回荡着男广播员的声音：“同志们，伟大的斯大林格勒市民们，我们胜利了……”

　　2015年6月，95岁的波波列夫早已成为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他居住的土黄色筒子楼上，官方用黑色的大理石镌刻了他的名字。73年过去，当年的英雄头发稀疏，脸上皱纹纵横，手指也因漫长的岁月变得关节肥大，指尖扭曲。

　　被问及战场上他杀死敌人的细节，老人努力挺直腰板，胸前成排的军功章闪着光。

　　“我记不清，也不想记清。”他说，我不是英雄，我只记得自己开过两次枪。

　　第一次，在河边，一匹马的腿被弹片切断了，我看见马哭了。我开枪杀了它，只为让它减少痛苦。

　　第二次，在森林我和战友都被飞机的炸弹袭击了。我爬起来看见战友——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躺在地上，肚子被炸开了，内脏都流了出来。

　　他求我打死他。我做了。

　　启示录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被迫放弃全面进攻，于1942年夏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切断苏联红军的战略补给线。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心在斯大林格勒组织坚守。

　　1942年11月初，德军终于缓慢地推进到了伏尔加河岸，占领了整座城市的80%地区，苏联红军利用每一座民房和工厂进行艰苦的巷战。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片瓦砾场，城中80%的居住区被摧毁。在红军顽强抵抗下，攻入城中的德军遭到了沉重打击，死伤人数不断增加。

　　负责斯大林格勒地区总体战略的红军统帅朱可夫在城外的南北两侧大规模集结兵力。1942年11月19日，苏联红军开始实施代号为“天王星行动”、“木星行动”的反击作战，1943年2月2日，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及部下9万余人宣布投降。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残酷的战争，交战双方伤亡200余万人，法西斯德国遭遇了战略范围最严重的失败，直接造成了苏联与德国总体力量对比的根本变化。苏军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扭转了苏德战场的局势，不仅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新京报记者 崔木杨 俄罗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