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形机器人提示人类存在的意义

　　【话剧热评·《变形记》】

　　当哥哥成为机器人，坐卧在床上动弹不得，全家人围绕着他（/它/她），进行着一场关于人与非人、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的哲学辩证。平田导演用西方演员诉说自身文明（二元）的局限，并以东方宗教中的多元并存观点，来接纳一个机器人的存在。

　　“战争”是一种根本上质疑人类存在的表现，否则就不会有一群人，抱着莫名其妙的憎恨，去杀戮另一群陌生人。弗兰茨·卡夫卡于一战期间写下的表现主义小说《变形记》，及二战之后欧陆兴起的“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都是小说、戏剧家面对真实残酷的战争后，对于人类存在本质的一种提问。

　　第六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国际邀演单元，日本青年团与大阪大学联袂推出的人形机器人版《变形记》，编导平田织佐将卡夫卡的经典同名小说，改编成对于人类未来（2040年，地中海战争，南法某平民家庭）存在的思考，可以说衔接了现代主义以来，文学与剧场对于人类的生存或毁灭（to be or not to be?）的持续追问。

　　原小说《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一只甲虫，而今日的舞台上，导演平田织佐让格里高尔变成了人形机器人，意象从原小说的人之“退化”（自然）转变为人之“进化”（科技）。在狭小变形视觉的卧房空间舞台上，机器人主人翁坐卧在床上动弹不得，全家三人（父母、妹妹与医生房客）围绕着他（/它/她），进行着一场关于人与非人、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的哲学辩证。

　　平田导演以他著名的“日常生活口语”风格，去掉多余的舞台表演，向生活的真实靠近，让演员安静地在舞台上进行对话，并以精巧的剧本布局，利用人物的角色建立的同时，进行着深掘主题的对话。参加工会抗争的爸爸，反映着资本全球化下的工人境遇；到难民非营利组织当义工的妈妈，凸显了当今国界之外的人权差异；被全球连锁企业并吞的法国（可丽饼）小餐馆，因为失业而想去当军人打仗（地中海正在战争）以求温饱的妹妹；还有一位始终不相信人会变成机器人的脑科医生房客；当然还有一夜之间，从人变成床上动弹不得的机器人，而不断提问人与机器人之差别的哥哥。

　　演出最大的特色，大概就是那非常不表演的表演，甚至需要关掉剧场的空调，才能听清楚演员的对话。这是平田导演在其创立的日本青年团，所实验多年的特色，他认为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存在巨大的戏剧性，所以他从日本人的生活中寻找，逐渐找出一种安静进行、意在言下、意犹未尽，还充满停顿的日常对话，这种充满日本人“语言”风格的出现，更重要的是主体性的建立，语言就是思想，特别是在以语言为传播媒介的戏剧舞台上。譬如此次跨文化的法国演员扮演中，我们看到甚至是戛纳影后伊莲娜·雅各布，努力以日本人语言逻辑的方式轻声讲法文，以及地板、小板凳茶几的“低”身体姿态，剧场成为（民族）文化的场所，而文化主体性的掌握，更显现在文本思维上。

　　当哥哥成为机器人，人类的“感觉”逐渐消失之时，众人从生物、医学、社会学、历史、政治等各种角度讨论人类的定义，却找不出一个确实答案之时，妈妈拿出一个伊朗难民写给她的诗《月亮王子》（印度佛教中的神），诗句中描述，我们无法以“身体”与“心”来定义人类的存在，此时哥哥问妈妈，当圣经中的洪水再来之时，诺亚方舟会让它上船吗？哥哥的答案是悲观的，因为上帝只会救自己创造的人类。以上两个观点，彻底质疑了西方文明的二元论观点，并以东方宗教中的多元并存观点，来接纳一个机器人的存在，于是原来想拔掉插头（死亡）的哥哥，最后以看窗外的月亮，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平田导演用西方演员诉说自身文明（二元）的局限，而答案却在东方（多元），无疑成为本剧最为深刻，关于人类存在的意义思考。

　　□谢东宁（台湾戏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