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味只是淡，至人竟是常(1)

　　这是季羡林先生(1911.8.6—2009.7.11)：在留德十年之后返回祖国并在北大开始工作的近两年时间内所记日记的手稿编辑而成。目前季羡林先生的日记已出版的包括《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等，本书所记录内容在时间上基本是《留德十年》的接续，在国内属于首次出版。

　　这本日记忠实地记录了季羡林先生从1946年5月1日香港开始，辗转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多个城市，拜访朋友、赴北大任教、回济南家乡探亲等的日常生活、遭遇见闻、读书写作和所思所想，颇具史料价值。这是尚未被冠以“国学大师”的年轻的季羡林，他的困顿与喜悦、渴望与挫败，都是如此真实坦诚。阅读这本日记，让人感触颇深的是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朋友圈，以及他在作家、学者、公知三种身份中的自由切换，我们可以看到缠绕在彼时知识分子心头的文化乡愁，也能窥见他们不被时代所束缚的追求，以及不被动荡时局所惊扰的宁和。 □林建刚

　　壹

　　家国情怀

　　【现在一回国，只恨自己的胃太小，好吃的东西真太多了】

　　拿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一书，最想知道季羡林归国时的心境。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留学十多年的学生，这期间国家还遭遇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当他踏上国土的时候，心中是何感受？

　　季羡林是1946年归国的，胡适也在这一年回国。1946年7月26日，乘船到达上海吴淞口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天晴后，8点一刻，海上晚霞齐艳，为生平所少见。9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胡适日记中甚少提到祖国两字，但是当抗战胜利后他载誉归来的时候，一向低调理性的胡适也禁不住内心深处的家国情怀。

　　同胡适一样，季羡林从德国回来，也是首先到了上海。1946年5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海，这真是中国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的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吗？还是祖国变了呢？”

　　也许是近乡情更怯，真踏上了国土，又似不敢相认，一切看起来都熟悉又陌生吧。在这种喜悦与错愕中，当看到混乱的秩序与涌动的人潮时，季羡林又难掩失望之情了。5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到处乱七八糟，毫无秩序，而且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我对我们的民族真抱了悲观。”

　　虽然如此恨铁不成钢，但是他的胃依然是故乡的胃。当他在上海终于吃到北方饭菜时，由衷赞美了厨子的高超手艺。很快，家国情怀就变成了对食物的热爱。5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一回国，只恨自己的胃太小，好吃的东西真太多了。”

　　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季羡林又去了南京。在南京，他开始疯狂见朋友与师长。李长之、梁实秋、陈寅恪都是他多次拜访的人。他与李长之是山东老乡，又是中学同学外加清华同学，于是干脆住进了李长之供职的国立编译馆。喝茶聊天之余，季羡林又把很多时间用在了搜集书籍上了。似乎书比吃更重要，1947年10月3日，在买了许多书籍之后，他在日记中立誓说：“决意十天不上馆子，只啃干烧饼。”

　　毕竟，季羡林以前并没有在上海、南京久待过，和这儿的感情不深。但当他再次踏进魂牵梦萦的北平的时候，他便情不自禁地流泪了。1946年9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九点五十分到北平，我在黑暗中，看到北平的城墙，不知为什么，忽然流下泪来。”豆浆、烧饼、涮羊肉是季羡林的最爱。9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到大陆银行，领出稿费，到市场去买了个热水壶，就到东来顺去吃饭，羊肉做得真好，心中大乐，真觉得北平是世界上最好的住家的地方了。

　　4天后，季羡林又请朋友去吃了涮羊肉。他在日记中写道：“六点我们到东安市场去，我请他们吃涮羊肉，已经十几年没有吃了，真可以说是天下绝美。”

　　对此时的季羡林而言，家国情怀也许就是具体为这里有他的亲人、朋友、师长，这里有美丽的山川江河，有无数种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小吃，也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小书摊。或许，对知识分子而言，这就是家国情怀的寄托所在吧。

　　贰

　　季羡林的朋友圈

　　【一到门口站岗的一排警察忽然举枪致敬，我吃了一惊】

　　回国后，除了可以满足长期以来灌满乡愁的肠胃，还可以和故友新交畅谈以慰久别之苦。季羡林的这本日记详实地记录了他回国两年的交往。看他的这本日记，就像看当下微信的朋友圈，很容易看到这个人交游的朋友圈。

　　大体而言，这一时期他的朋友圈主要有三类人构成。一类是他的山东老乡。一类是他大学时期的清华同学、老师以及校友，一类是他在北大教书的同事。

　　以山东老乡为例，他从国外回来，一起乘船回来的张天麟即季羡林的山东老乡兼初中同学。到上海之后去拜访的俞剑华也是山东老乡，到南京之后先去找山东老乡李长之，从南京再到上海则住在山东老乡臧克家的家中。可见，在当时的人际交往中，乡土情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清华同学与校友也是季羡林朋友圈中的重要因素。他一到上海，就直接去上海市市政府见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他很容易地见到吴国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和吴国桢都是清华校友。从市政府出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到门口站岗的一排警察忽然举枪致敬，我吃了一惊。”由此可见当时知识分子的地位。此后不几天，季羡林去救济总署去，发现自己的清华同学孙德和正在那里做事，于是很快办好了救济事宜。当天，季羡林还参加了清华同学会，见到了校长梅贻琦、市长吴国桢以及一众的清华同学。由此可见，清华校友的因素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朋友圈。后来，季羡林才知道，倘使北大不聘请他，清华原本要聘他做德语教授的。

　　1946年5月24日，刚回国没几天的季羡林就接到了汤用彤让他做北大教授的通知。由此，他又认识了傅斯年、毛子水、胡适等北大同仁，进入了北大的朋友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季羡林既跟李长之等这样的“京派”文学家形影不离，也与臧克家这样的左翼作家来往密切。思想倾向的不同，并不影响朋友之间的私谊。这应该是当时那个时代与当下这个时代迥然不同的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