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味只是淡，至人竟是常(2)

　　叁

　　日记中的名人

　　1946年至1947年季羡林刚回国的这两年中，季羡林与很多名人有过交往，季羡林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这些人的印象。这些文字，读起来也饶有趣味。从日记中钩沉出相关文字，由此也可见季羡林对时贤的评价。

　　蒋廷黻（1895.12.7－1965.10.9）

　　1946年6月10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于是就去见蒋廷黻，我同他虽然不太熟，但也认识。初见面的时候，谈得还畅快，一提到请他帮忙买飞机票，他立刻变了脸，于是就不欢而散，我又认识了官僚的一副面孔。”

　　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当他担任国民政府官员之后，有不少亲戚来投奔他，希望给安插一个美差，结果都遭到了蒋廷黻的严词拒绝。蒋廷黻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与季羡林有师生之谊。虽然有这层关系，但蒋廷黻也拒绝了季羡林的请求。虽略有不近人情之处，但似乎也看出蒋廷黻的洁身自爱与公正廉洁。

　　傅斯年（1896.3.26—1950.12.20）

　　1949年6月25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见傅斯年。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说话有点不着边际，谈了谈北大的情形，我觉得他没有诚意聘我，他们当然高兴我去，不过没有我也行。”

　　当时，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季羡林这则日记正体现了傅斯年的派系观念与北大情结。傅斯年聘请教师，是非常看重学校出身的，多数时候，他是非北大出身的学生不要的。

　　1943年王世襄通过梁思成介绍，希望前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史语所）工作。当时史语所所长即傅斯年。见到王世襄后，傅斯年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答曰：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毕业。傅斯年回答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工作。”由此可见傅斯年的派系观念。

　　季羡林出身清华，这已经有些不符合傅斯年的选材标准了。此外，傅斯年选聘教授，眼高于顶，宁缺毋滥。在没有看出一个人有真才实学之前，或许会不经意间流出一点知识人的傲慢。这或许就让季羡林有了日记中的这一印象吧。

　　胡适（1891.12.17-1962.2.24）

　　1946年9月23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十一点到院长家去见汤用彤先生，他领我去校长室去见胡适之先生，等了会，他才去。同他对面谈话，这还是第一次，我只觉得这声名大得吓人的大人物有点外交气太重。”

　　当时胡适刚从外国回来，未免还带有些略带寒暄的外交礼节，故季羡林才有此看法吧。无独有偶，陈毓贤在她的《洪业传》中也提到了胡适的外交气。洪业曾对陈毓贤说：

　　“我未到华盛顿见胡适之前，心里有点保留，因为在哈佛碰见数学家伯克霍夫(GeorgeBirkhoff)，他也认识胡适，他对我说胡适做了大使后学了一套假笑。学者是不能假笑的，可是一做大使就一定要假笑。胡适这人没有一点俗气，他当大使跟我说话时，我也不觉得他有俗气，伯克霍夫却说好几次看见他假笑。我想大概是大会的时候，跟那些没关系的人说话，才摆出一副假殷勤，这是做外交的人所难免的。”

　　更让季羡林难受的是，他跟胡适刚见面过不久，胡适又不认识他了。1946年10月9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十二点到理学院去吃饭，吃完回来，躺下来休息了会，想睡一点，但睡不着。只好起来，三点到松公府孑民先生纪念堂去开教务会议，见了胡适之先生，他又不认识我了。”

　　原因也很简单，这一时期的胡适，实在太忙了，他一天要见很多很多人，季羡林匆匆见了一面，略微寒暄几句之后就匆匆而别，这次再见，自然也就不认识了。由此可见胡适当时的忙碌程度。不过，在季羡林看来，胡适已经让他担任东方语文学系的主任了，却还不认识他，心中未免有意见。

　　后来，季羡林写了《浮屠与佛》的论文，此论文主要是针对胡适与陈垣的学术之争的，他利用梵文做了一些学术工作，这让胡适对季羡林印象极为深刻。上世纪50年代，胡适到台湾后，还曾对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园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

　　虽然季羡林对胡适尊敬有加，但是，到了1948年，当胡适乘飞机离开北平的时候，季羡林却对胡适很有意见。据罗荣渠《北大岁月》中记载,听闻胡适离开的消息，季羡林曾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29页)

　　陈寅恪（1890.7.3-1969.10.7）

　　1946年7月21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老早就想去看看陈寅恪先生，决意出发，在鼓楼找了辆汽车，到萨家湾下来，雨仍然没停，找到俞大维公馆，进去正有一个女孩子替陈先生念报，坐下谈了许多问题。我今天才知道，无怪人人都佩服陈先生，他却是真博。”

　　后来，在日记中，季羡林还多次提到他去探望陈寅恪的情形。探望之后，季羡林还系统阅读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称赞说唯有这样的书才配得上出版。季羡林北上北大执教后，清华大学也聘请陈寅恪北上教书，还为陈寅恪配了房子。当时，季羡林还亲自去验看房子，并写信告知陈寅恪相关情形。1947年，陈寅恪想要将一批梵文书籍卖给北大图书馆。此事也是由季羡林具体操作的。为了给书估价，季羡林多次去看陈寅恪的藏书，并带着汤用彤去看过陈寅恪的这批藏书。最终，这些书于1947年6月10日议定了价钱。三天后，季羡林亲自将支票送到了陈寅恪府上。可以说，通观这一时期的季羡林日记，他最佩服的人就应该是他的恩师陈寅恪了。

　　肆

　　作家·学者·公知

　　除了交往，作为曾在国外潜修多年的海归教授，季羡林的本职工作还是做研究、写文章、在一些公共事务发出作为知识分子的声音。这一时期的日记，很好地呈现了他作为作家、学者、公知的三重身份。

　　先说作家。在日记中，季羡林不断提到写稿的事情，这期间，他在《文艺复兴》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日记中还多次提到他写散文《Wala》与小品文《送礼》的经过。通读日记，可以发现季羡林非常热衷于阅读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老舍、张恨水、郁达夫、周作人等人的文学作品，季羡林都有涉猎。此外，观察季羡林这一时期的交往，也可以看到有大量作家的身影。这一时期的季羡林，似有成为作家的梦想。

　　作家这一身份之外，季羡林能成为北大教授，更源于他的学者身份，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季羡林也多次提到他正在写的论文，如《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浮屠与佛》、《近十年来德国学者研究东方语文的成绩》等等。当时，季羡林认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写起来非常顺手，论文写作却非常蹩脚。1947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早晨七点前起来，洗过脸，出去吃早饭，回来写《现代德国文学的动向》，我觉得自己写抒情散文不比全国作家中的任何人坏。但一写论文，却就异常别扭，原因我还没找出来。”

　　写论文的时候，季羡林还有一个习惯。每当写成一篇论文，他就将这篇论文念给朋友听，让朋友提意见与建议。最经常找的是他的老师陈寅恪。写《浮屠与佛》的时候，季羡林就多次征求陈寅恪的意见。

　　除此之外，应储安平《观察》约稿以及《大公报》约稿，季羡林也还写过《我们应该多学习外国语言》、《我们应该同亚洲各国交换留学生》、《西化问题的侧面观》等文章。季羡林的名字也出现在《观察》周刊上，成为了《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大都涉及国家的公共政策，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可以说，当时的季羡林，也可以算得上是“公知”了。

　　作家、学者、公知这三种身份都在季羡林身上有所体现。其实，不仅季羡林如此，钱钟书也是如此。当时的时代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他们在这三种身份中游刃有余地进行切换。

　　1949年之后，季羡林作为作家与公共关怀的文字基本没有了，他成了一个书斋中的纯粹学者。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季羡林才又开始写了大量的回忆性散文，并因此被称为学者散文。殊不知，其实在1949年之前，季羡林是作家、学者、公知三种身份集合在一起的。后来，一直到死，季羡林对公共事务的发言相对较少。身份转换的背后，隐藏着时代转换下的知识分子困境。毕竟，储安平的《观察》是切合了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通读季羡林的归国日记，我们也在遥想那个逝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