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中的战争与和平(1)

　　贰

　　抗战心灵史

　　1940年5月1日，枣宜会战前夕，率领部下出战的张自忠留下绝命书。

　　这位多次重挫日军的将军告诫战友：“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半个月后，张自忠殉国。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中国将领，周恩来称赞他“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的书信折射出民族危亡之际空前高涨的爱国狂潮，于庙堂民间形成“黄河大合唱”，无远弗届。这种家国情怀在当时的家信中并不鲜见。

　　家国情怀之外，书信是私密物，是生存的备忘录、人性的赞美诗。它们是面对战争利刃的“人”的见证。

　　B02-B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家国之辩

　　“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

　　“每到一地，见有由前方来之灾民，男女老幼，相携步行，形同赤他，惨状不堪名言，足见日本遗害我同胞，良非浅鲜。”抗日战争爆发，湖南人唐仁玙开始了军旅生涯，在写给妻子唐春玉的信中，他谈到行军时的见闻。战争带来巨大的身心磨难，小学教员姚稚鲁家书中的一句“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堪称时代之声。

　　家书多流露爱国情绪，家国之辩亦时常可见。唐春玉曾写信叫唐仁玙回家，他表示决不能离开：“且现在国难当前，人人都要出力才对，我们还能偷闲吗？事实上不可能。”不仅如此，唐仁玙对家人也有此类要求。战争爆发时，小弟唐仁瑞刚结婚，小两口恩爱甜蜜，“整天缠绵在家”。他得知后，给家里写信，劝小弟加入军队。唐仁瑞被说服，以学生兵身份参加抗战，1939年中弹牺牲。

　　一位红军战士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抗日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朱德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抗战，戎马倥偬，未曾顾及妻儿。恢复通信后，他解释说：“家中支持当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

　　陆军少将蔡炳炎1937年写于淞沪会战炮火硝烟的家书最为典型，他说：“殊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搁笔四天后，蔡在战争中牺牲。其妻赵志学将家书“用绫布装裱后一直带在身边”，辗转半个世纪，直到上世纪80年代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家书中谈论琐屑家事者，今天读来也是十分生动。信中，唐仁玙要玉妹细心带两个儿子，“悦颜侍奉”父母，没有寄钱来时，要“忍苦勿躁”，在另一封信里还赋诗一首——“别来瞬眼又中秋，两地相思两地愁。劝君有泪暂莫洒，留得重逢相对流。”

　　抗战初期，唐仁玙在广西与一个名叫“金兰”的姑娘结婚，为二太太。尽管正当战时，他也得协调两位老婆之间的矛盾。接到金兰大吐苦水的家书，他便劝玉妹要体谅她，“不要向她生气多生枝节”。

　　“她对家庭绝没有恶意，更不敢有他心，她虽略识文字，处世接物……不及你，理家更谈不上，在她个人欠妥处，望勿计较。”这样说还不够，唐仁玙最后写：“你来信总是闹家用费，又说要去破除情面，这类话无异是威胁我，故意使我为难，如果你去闹她，我当然面子样不好看。你若听我的话，不应该说一些破除情面……的话，只好和平解决。”

　　作为军官，唐仁玙为这些事心烦气躁。长期抗战之时，他盼望家里人来信予以慰问，“结果得到其信”，在大小老婆间来回谈情说理。更为愁苦的是，他常没有收到家书，以至于特意写信质问。

　　新旧重叠

　　“我们也要学学外国女子的长处”

　　唐仁玙接到祖母来信，说玉妹随便骂她。“……这是有违孝敬道理，有则宜速改之，无则加勉。我们自己已经做了人的父母，对孝敬，应该要特别倡率才对。”在另外一封信中，他再次强调“对于祖母父母与令堂，善为孝敬”。

　　战乱之世，践行孝心十分奢侈。在家书中，八路军战士刘中新向母亲说明“我在外都是为了抗日救国”，孝老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不能在家来孝顺母亲大人，以后回家再来孝顺母亲大人。”抗日英雄李云鹏得知把自己养育成人的祖母病逝，他回信道：“像我这忘恩负义东西，真愧为世人！”

　　正因如此，在硝烟弥漫处奔走的人总是写“平安信”，以缓解家人的焦虑。李云鹏写信常说“儿在外，工作很好，身体也很健康”，甚至被日军抓去当煤矿劳工的李二妮也在一封简短的书信中告诉父母，“儿在外身体强壮，免大人不必挂念”，然而此后家人再也没收到他任何消息，生死未卜。

　　此种情况下，天伦之乐成为人们内心深切的愿望。左权牺牲前三天，给妻子写信，谈起他做过的一家三口一起嬉笑玩耍的“美梦”。“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起的话，真痛快极了。”此时，左权不是将军，而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父亲。

　　中国传统文化弦歌不绝，通过家书这一载体，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仍然得到了弘扬。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新旧重叠的时代，包括组织教育妇女、“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等新的想法也得到了表达。

　　1938年底，共产党员胡孟晋参加了新四军，妻子张惠积极支持，这在当地并不常见，“一般妇女，不阻拦丈夫、儿子参军就已经很不简单了！”或许正因此，胡孟晋鼓励张惠参加妇女抗敌协会。即将返回前线时，他在“辞别信”中认为，“畸形发展的中国，教育不普及，人民的知识简单，而妇女尤甚，只要家而不顾国”。他希望妻子无事时，多多阅读书报，尤其希望她能“将无知识的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和教育她们”。

　　胡孟晋甚至精心为张惠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这是他自己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总结”。比如：“外国的妇女与中国就不同，当国难的时候，送自己的丈夫或是亲生的儿子上前线，并且说：‘不打胜仗，不要回。’妇女同胞们，我们也要学学外国女子的长处，虽不能直接上前线救国，我们在后方可以鼓励能上前方救国的人，或做有益国家的事，才不辜负我们妇女对国家的责任。”

　　不仅如此，胡孟晋还附录了一篇“讲演注意事项”，包括“说到乐的地方要表示快乐，悲的地方要悲，才能感动人”、“初讲时私下多练习，在自己的屋内作会场，屋内东西当作许多人”等。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