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笔下的西行漫记(1)

　　叁

　　小难民自述

　　历史的记忆，不惟来自对发生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历史场景的还原，更来自大量的其他官方和民间叙述，尤其是民间个体的叙述，那些亲历过的生活，那些镌刻在个体脑海里的记录和回忆，纵是普通人，虽也会有疏漏，但它们让历史记忆丰满起来，有了血肉，真正构成了历史生活的场景。对我们曾经有过的过去的再现，才是“通向复兴的桥梁”（历史学家钱乘旦语）。

　　比较幸运的是，我不久前读到了一本小书《小难民自述》，这是我这两年读到的国内作者叙述的抗战故事中，最打动我的一本书。

　　对于一场历经十余年、付出巨大牺牲而赢得的胜利，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自然代表了那个年代为家国种族奋起抗争赢得自由独立的精神，但是，除了那些书上记录的、影视作品里演绎的、媒体上讲述的那些个故事之外——它们已经更多将血雨腥风颠沛流离的抗战定格于有限的概念化场景，英雄和流血牺牲之外，更多的人、更多的故事、更多的生活细节不见了，消失于历史的茫茫尘埃中。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富有记录叙事传统的国家而言，这种匮乏是最不可思议的。我以为这也最能误导和平时期生活的人们——手撕鬼子之类的横店抗日神剧，所以能够在国内屏幕大行其道，与我们对于历史的尊重，历史叙述缺少真实的细节记录有很大关系。但这样的书很少，我们只是偶尔在一些回忆录中能够钩沉到对这一段历史的点滴叙述。我比较幸运，读到了《小难民自述》这本由一个13岁女孩写的小书。说这本书是小书，因为这本书字少，才4万字，远少于我平常阅读的书的字数，其所叙之事也非闻名之事；当然，也因为作者年岁小，出版此书时年仅13岁，书名又冠以“小难民”缘故。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远离抗战叙事主流题材，记录的是国难时普通流亡者尤其是一个小孩的琐碎观感——但是，对于我而言，这同样是理解那一段历史场景的一个重要窗口。

　　漫漫逃难路：寻找隐约的光明之灯

　　1937年8月的一天，年仅12岁的作者小岵女士（吴大年女士），和她的母亲、弟妹、姑妈、外祖父母、身怀六甲的舅妈（她的表弟就出生在流亡途中），孤寡老幼，最长者57岁，最幼者即将出生，一起离开首都南京，踏上了漫漫逃难之路。

　　为什么逃难？

　　“公路上，一群群蓬头垢面的同胞，很早地赶着路。也许是因为经济的束缚吧，一家人往往是女的坐车，壮年男子却束着腰带、拄着拐杖，很困难地移动脚步。他们辗转流亡，为了什么？为了不愿做敌人的奴隶，不愿在黑暗中生活啊！他们和我们都是怀着莫大的希望探取前面荆棘中隐约的光明之灯的！”

　　小岵女士写的这样一段话，直白，沉重，又怀着希望，既勾勒出了一幕不愿当亡国奴宁愿流亡他乡的艰难悲苦的场景，也表达了流亡难民对于胜利和光复家国建设光明未来的期盼之情。我觉得这一段话，是发自13岁的小岵女士内心的声音，也是整部《小难民自述》的主旨。

　　这并不是小岵女士的第一次逃难记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小岵女士就随着家人从故乡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乘小民船逃往首都南京，河中漂流了二十八天。但小岵女士1937年夏天开始的这一次逃难，路途漫漫，从南京西行折向南，横跨半个中国，辗转到达小岵女士母亲的出生地昆明，最后在昆明安顿下来，时间长达9个月。期间所见所闻所历，点滴都印刻在一个早慧的女孩心头。

　　小岵女士的这次逃难，战事尚刚开始，兼之其家境尚好，长辈慈爱能干，晚辈懂事相随，一路之上虽辛苦却也多受照拂，但逃亡的阴影始终相随——尤其对铁鸟儿扔铁蛋（日寇轰炸机）的伤害和被侵略者追赶的恐惧如影随形。

　　从对离开“可爱的首都”南京的依依不舍，到避居乡村的日子，到颠沛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云南诸地，沿途或乘船，或徒步，或坐推车、火车汽车，历经大江小河，高山平地，城郭村邑，风土人情，尽入眼帘。于是这些街景风物，都自然地流淌在一个孩子的笔下。

　　但这个孩子的心里，却过早地承载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关切：既有对战事的焦虑担忧，对仇寇侵略的痛恨，也有对死伤同胞的悲戚，对上前线抗敌的战士的赞美；有与亲人的生离之痛和依恋挚爱，也有怀乡之念，和长途跋涉异乡生活的辛劳艰险；有对美丽景色健康生活的赞美，也有对陋习旧俗的批判——童稚之口，天真烂漫，坦荡直白，全无大人的迂回圆滑，在对祖国的关心和爱的表达中，无意也把一个国弱民愚的现状呈现了出来，尤其是她对一些地方吸食鸦片及民风懒惰的哀怒，这是一个孩子的真实和单纯。

　　难友陈先生在逃难路上，曾建议小岵女士将这一路见闻和感慨记录下来，并曾为之题名《西游记》等。待书稿写成，小岵女士决定以《小难民自述》作为书名。这本书，就是一个13岁孩子的“西行漫记”。

　　“至于‘它’产生的目的，那是在使后方的小朋友们知道战区同胞的痛苦；同时也更为纪念我自己，由于大战的促使，使我走遍了半个中国，遍览各地风俗。”13岁的小岵女士在后记“作者的话”中这样谈到了写这本书的目的。

　　活的记忆：理解普通人的命运

　　读下来，整本书通篇家国情怀，沿途风土人情，皆通过天真朴拙、清顺干净的文字有条不紊自然流淌出来。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13岁孩子的手笔。但是，它就是出自民国时期一个13岁孩子的手。《益世报》的两位记者曾对此进行查证。这样的文字让我们也对旧时知识家庭的教育刮目相看。今天的同龄人，纵使文字华丽，却也难有对家国情怀如此深的体认。

　　以孩子的视角记录战争等历史事件的，世界上最著名的是《安妮日记》，出版于1947年，作者记录时大概15岁，后来死于集中营。幸运的是，东方的流亡者小岵女士在家人的爱和努力下，迎来了新生和光明。

　　《小难民自述》这本书写好后，先是引起了《益世报》记者的关注，在他们推荐下，又引起了冰心和顾颉刚等名流的关注，书稿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3月在香港出版，冰心为之作序，顾颉刚为之题签——书出版前后，冰心女士的丈夫吴文藻和顾颉刚正就中国边疆相关学术问题争论，但为了国家，都愿共襄小难民书。而《益世报》的两位记者，也请求报社董事长、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比利时人雷鸣远，为《小难民自述》写下了“生于忧患”四个字。

　　这部75年前出版曾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书，随着时间推移，渐行渐远渐无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虽然，倍数年度的纪念活动我们从来没有少过。或许是因为我们国家跌宕起伏的故事太多，而这样的故事太过平淡普通吧。

　　但是，在被跌宕起伏的命运激扬情感的同时，我也愿意去理解普通人曾经的命运故事。1936年斯诺在英国出版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一书时，认为所选小说，作为艺术，或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它们第一次确认了普通人的重要性，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和命运中，“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我觉得斯诺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我读到的这本《小难民自述》。

　　□朱学东

　　【延伸阅读】

　　抗战中的日常生活

　　《灰色上海，1937-1945》

　　【美】傅葆石 著

　　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

　　上海在全面抗战第一年便告沦陷，但因公共租界的存在，形成了特殊的局面——租界外，日军太阳旗飘扬、汉奸建立起伪政府；租界内，效忠国民政府的法院、银行仍在运作，文化界依然保持战前传统，新报刊与新作品层出不穷。租界沦陷之后，文学创作风潮依然未息，《灰色上海》选择了作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和登载掌故的《古今》杂志分别作为讨论抗战中上海知识分子态度的标本，以三者的隐退、反抗和合作，引出不同选择背后的复杂心态，呈现出这座孤城各层面和各群体在动荡中的形形色色。

　　《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

　　【日】笹川裕史、奥村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12月版

　　抗战期间作为后方根据地的西南各省，在战前均保有相当程度的地方独立性，在战争之后突然面临大规模的实物征粮、大范围的强制征兵，以及地方权力机构由于中央政府进入而带来的变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谓剧烈。两位日本作者以四川为蓝本，以当事人回忆与原始记载相呼应，重构了与工业国家日本全面战争背景下，四川农村民众在巨变中发生的冲突及其演化。

　　（下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