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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小难民自述
历史的记忆,不惟来自对发生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历史场景的还原,更来自大量的其他官方和民间叙述,尤其是民间个体的叙述,那些亲历过的生活,那些镌刻在个体脑海里的记录和回忆,纵是普通人,虽也会有疏漏,但它们让历史记忆丰满起来,有了血肉,真正构成了历史生活的场景。对我们曾经有过的过去的再现,才是“通向复兴的桥梁”(历史学家钱乘旦语)。
比较幸运的是,我不久前读到了一本小书《小难民自述》,这是我这两年读到的国内作者叙述的抗战故事中,最打动我的一本书。
对于一场历经十余年、付出巨大牺牲而赢得的胜利,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自然代表了那个年代为家国种族奋起抗争赢得自由独立的精神,但是,除了那些书上记录的、影视作品里演绎的、媒体上讲述的那些个故事之外——它们已经更多将血雨腥风颠沛流离的抗战定格于有限的概念化场景,英雄和流血牺牲之外,更多的人、更多的故事、更多的生活细节不见了,消失于历史的茫茫尘埃中。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富有记录叙事传统的国家而言,这种匮乏是最不可思议的。我以为这也最能误导和平时期生活的人们——手撕鬼子之类的横店抗日神剧,所以能够在国内屏幕大行其道,与我们对于历史的尊重,历史叙述缺少真实的细节记录有很大关系。但这样的书很少,我们只是偶尔在一些回忆录中能够钩沉到对这一段历史的点滴叙述。我比较幸运,读到了《小难民自述》这本由一个13岁女孩写的小书。说这本书是小书,因为这本书字少,才4万字,远少于我平常阅读的书的字数,其所叙之事也非闻名之事;当然,也因为作者年岁小,出版此书时年仅13岁,书名又冠以“小难民”缘故。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远离抗战叙事主流题材,记录的是国难时普通流亡者尤其是一个小孩的琐碎观感——但是,对于我而言,这同样是理解那一段历史场景的一个重要窗口。
漫漫逃难路:寻找隐约的光明之灯
1937年8月的一天,年仅12岁的作者小岵女士(吴大年女士),和她的母亲、弟妹、姑妈、外祖父母、身怀六甲的舅妈(她的表弟就出生在流亡途中),孤寡老幼,最长者57岁,最幼者即将出生,一起离开首都南京,踏上了漫漫逃难之路。
为什么逃难?
“公路上,一群群蓬头垢面的同胞,很早地赶着路。也许是因为经济的束缚吧,一家人往往是女的坐车,壮年男子却束着腰带、拄着拐杖,很困难地移动脚步。他们辗转流亡,为了什么?为了不愿做敌人的奴隶,不愿在黑暗中生活啊!他们和我们都是怀着莫大的希望探取前面荆棘中隐约的光明之灯的!”
小岵女士写的这样一段话,直白,沉重,又怀着希望,既勾勒出了一幕不愿当亡国奴宁愿流亡他乡的艰难悲苦的场景,也表达了流亡难民对于胜利和光复家国建设光明未来的期盼之情。我觉得这一段话,是发自13岁的小岵女士内心的声音,也是整部《小难民自述》的主旨。
这并不是小岵女士的第一次逃难记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小岵女士就随着家人从故乡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乘小民船逃往首都南京,河中漂流了二十八天。但小岵女士1937年夏天开始的这一次逃难,路途漫漫,从南京西行折向南,横跨半个中国,辗转到达小岵女士母亲的出生地昆明,最后在昆明安顿下来,时间长达9个月。期间所见所闻所历,点滴都印刻在一个早慧的女孩心头。
小岵女士的这次逃难,战事尚刚开始,兼之其家境尚好,长辈慈爱能干,晚辈懂事相随,一路之上虽辛苦却也多受照拂,但逃亡的阴影始终相随——尤其对铁鸟儿扔铁蛋(日寇轰炸机)的伤害和被侵略者追赶的恐惧如影随形。
从对离开“可爱的首都”南京的依依不舍,到避居乡村的日子,到颠沛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云南诸地,沿途或乘船,或徒步,或坐推车、火车汽车,历经大江小河,高山平地,城郭村邑,风土人情,尽入眼帘。于是这些街景风物,都自然地流淌在一个孩子的笔下。
但这个孩子的心里,却过早地承载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关切:既有对战事的焦虑担忧,对仇寇侵略的痛恨,也有对死伤同胞的悲戚,对上前线抗敌的战士的赞美;有与亲人的生离之痛和依恋挚爱,也有怀乡之念,和长途跋涉异乡生活的辛劳艰险;有对美丽景色健康生活的赞美,也有对陋习旧俗的批判——童稚之口,天真烂漫,坦荡直白,全无大人的迂回圆滑,在对祖国的关心和爱的表达中,无意也把一个国弱民愚的现状呈现了出来,尤其是她对一些地方吸食鸦片及民风懒惰的哀怒,这是一个孩子的真实和单纯。
难友陈先生在逃难路上,曾建议小岵女士将这一路见闻和感慨记录下来,并曾为之题名《西游记》等。待书稿写成,小岵女士决定以《小难民自述》作为书名。这本书,就是一个13岁孩子的“西行漫记”。
“至于‘它’产生的目的,那是在使后方的小朋友们知道战区同胞的痛苦;同时也更为纪念我自己,由于大战的促使,使我走遍了半个中国,遍览各地风俗。”13岁的小岵女士在后记“作者的话”中这样谈到了写这本书的目的。
活的记忆:理解普通人的命运
读下来,整本书通篇家国情怀,沿途风土人情,皆通过天真朴拙、清顺干净的文字有条不紊自然流淌出来。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个13岁孩子的手笔。但是,它就是出自民国时期一个13岁孩子的手。《益世报》的两位记者曾对此进行查证。这样的文字让我们也对旧时知识家庭的教育刮目相看。今天的同龄人,纵使文字华丽,却也难有对家国情怀如此深的体认。
以孩子的视角记录战争等历史事件的,世界上最著名的是《安妮日记》,出版于1947年,作者记录时大概15岁,后来死于集中营。幸运的是,东方的流亡者小岵女士在家人的爱和努力下,迎来了新生和光明。
《小难民自述》这本书写好后,先是引起了《益世报》记者的关注,在他们推荐下,又引起了冰心和顾颉刚等名流的关注,书稿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3月在香港出版,冰心为之作序,顾颉刚为之题签——书出版前后,冰心女士的丈夫吴文藻和顾颉刚正就中国边疆相关学术问题争论,但为了国家,都愿共襄小难民书。而《益世报》的两位记者,也请求报社董事长、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比利时人雷鸣远,为《小难民自述》写下了“生于忧患”四个字。
这部75年前出版曾引起很大社会反响的书,随着时间推移,渐行渐远渐无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和记忆。虽然,倍数年度的纪念活动我们从来没有少过。或许是因为我们国家跌宕起伏的故事太多,而这样的故事太过平淡普通吧。
但是,在被跌宕起伏的命运激扬情感的同时,我也愿意去理解普通人曾经的命运故事。1936年斯诺在英国出版现代中国小说集《活的中国》一书时,认为所选小说,作为艺术,或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它们第一次确认了普通人的重要性,在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和命运中,“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我觉得斯诺的评价,同样适用于我读到的这本《小难民自述》。
□朱学东
【延伸阅读】
抗战中的日常生活
《灰色上海,1937-1945》
【美】傅葆石 著
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
上海在全面抗战第一年便告沦陷,但因公共租界的存在,形成了特殊的局面——租界外,日军太阳旗飘扬、汉奸建立起伪政府;租界内,效忠国民政府的法院、银行仍在运作,文化界依然保持战前传统,新报刊与新作品层出不穷。租界沦陷之后,文学创作风潮依然未息,《灰色上海》选择了作家王统照、戏剧家李健吾和登载掌故的《古今》杂志分别作为讨论抗战中上海知识分子态度的标本,以三者的隐退、反抗和合作,引出不同选择背后的复杂心态,呈现出这座孤城各层面和各群体在动荡中的形形色色。
《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
【日】笹川裕史、奥村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12月版
抗战期间作为后方根据地的西南各省,在战前均保有相当程度的地方独立性,在战争之后突然面临大规模的实物征粮、大范围的强制征兵,以及地方权力机构由于中央政府进入而带来的变化,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谓剧烈。两位日本作者以四川为蓝本,以当事人回忆与原始记载相呼应,重构了与工业国家日本全面战争背景下,四川农村民众在巨变中发生的冲突及其演化。
(下转B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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