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普通人的战后生活

　　肆

　　拥抱战败

　　沙哑、低沉、模糊的声音，穿透窒闷的夏日暑气，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像过去的两年一样，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杂音。1945年8月15日的中午，上亿日本人都听到了这个陌生的声音——天皇的“玉音放送”，这是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他们最高统治者的声音。在以往，尽管天皇的“御真影”被悬挂在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学校、每一座工厂里，每个人都将天皇的《教育敕语》铭记于心，但没有任何一个普通臣民聆听过天皇的声音。他们唯一熟悉的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那个镶在镜框中、身着戎装军刀的“现人神”的旨意：“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成千上万“忠良臣民”已经遵照“大命”，在战场上奉公捐躯、战斗到死。但这一切，都将在这天中午的“玉音放送”中宣告结束。

　　很多人甚至将“玉音”中宣告终战的意思理解成“本土决战”和“一亿玉碎”，因为整个“玉音”从来没有出现“投降”两个字。但在绝大多数普通平民看来，除去那些最顽固不化的人，日本战败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就像漫画家加藤悦部那幅著名的作品《八月十五日》所描绘的那样，瘦骨嶙峋的夫妇，手里拿着用来抵御原子弹的竹竿，精疲力竭地倚在墙上，很有些晕头转向地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终战“玉音”。丈夫身上松松垮垮穿着的军服，很快就随着“玉音”的放送而变成“败战服”。

　　面对确定无疑的战败，每个人的反应当然都不一样，不少人泪眼滂沱。就像一位叫广津和郎的作家，在8月15日的日记里，他先是稍稍抱怨了一下战争时期无法修理的收音机，“声音太小，很难听清楚”，但仍然“难以停止滂沱的泪水”。但这泪水究竟是因为失败的黯然神伤，还是得知终战的喜极而泣，难以说清。

　　“事情到了这地步，实在是万不得已的事情”，松山文雄在日记中写道。在这天日记的最末，松山以平实得有些冷淡的语气写道：“4点，解散仪式。没乘汽车，将近二十公里路走着回来，在本家处洗了澡，回家已经11点了”。是该到了回家的时候了。

　　共同的饥饿改变了对食物的定义

　　“我简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说实在的，他的声音和我们一样有气无力的”，这就是12岁的竹泽尚司对8月15日“天皇玉音”的唯一观感，他甚至在想，“别是天皇也跟我们一样，还没吃午饭吧？”

　　竹泽已经饿了整整半天了，从早晨起来，他就没吃早饭，“实际也没什么可吃的”，在“玉音”放送前的整个上午，他都在和三个玩伴在郊外的稻田里捉青蛙。这当然不是孩子们的游戏，而是国民学校里老师传达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教导：“捉住青蛙，晾成干，为本土决战做准备”。整整一个星期，竹泽和他的同学就每天这样坚持不懈地捉青蛙。但这一天，他们战绩平平，四个人只捉了六只，依靠这些来坚持战争显然微不足道，但这些孩子已经腹中空空，他们亟需回家，去饱餐一顿。

　　但他却无家可回。他现在所谓的家，只是父亲托熟人暂居的“艺伎馆管理处”，这也是他和其他十户人家的临时住所。在过去一年盟军的频繁空袭中，无数人像竹泽一样失去了家园，日本的房屋大都用木材搭建，一枚燃烧弹就足以延烧整片社区，而盟军地毯式的空袭则摧毁了整座城市。竹泽和他的家人能在空袭中存活下来已属侥幸。

　　对很多人来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玉音”最直接好处，就是把民众从空袭毁灭的噩梦中解救出来，就在8月15日上午，轰炸仍然在继续。但“玉音”降临的战后大地，却是满目疮痍。直到战后好几天，东京的废墟仍然热气灼人，空气里弥散着人体烧焦的恶臭气味，除了在废墟中发掘残存家当的声音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死寂，没有孩子的声音，没有金属碰撞的声音，没有人的叫喊，“所有令人憎恶又期望听到的声音一概没有”。像竹泽一家还能挤在有房顶的屋子里已经是万幸。许多人不得不栖身在幽暗狭长的车站和地下过道里。对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家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去式。即使残垣犹存，也不再是原先的模样。

　　无数的人在轰炸中被疏散到乡下，这也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方式，但无论是疏散的人，还是留在被炸城市里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即是饥饿。竹泽用捉青蛙晾干的方式储备食粮只是最稀松平常的方法，在战时甚至可以说是一道无上美味——因为它至少还有肉。

　　早在两年前，日本进入战争总动员体制时，人们就已经学会修改惯常对“食物”的定义了。在政府为平民开列的食物名单中，蚕蛹、蚯蚓、蚂蚁、蜗牛、蚱蜢、蛇、老鼠都是可堪食用的美味，在一份报纸上，编辑热情洋溢地告诉市民橡子和谷糠是如何富含维他命，使日本国民足以战胜凶恶的“鬼畜米英”，一本杂志则悉心地教给米罐空空的家庭主妇如何成为一位能为无米之炊的巧妇（答案就是橡子磨粉摊成饼）。就在宣布投降前不久，一家媒体还兴致勃勃地向废墟中的民众推荐老鼠，“好好消毒的话，尝起来会是小鸟的味道”。

　　就像无数人在战后的大地上难以找到栖身之所一样，战争结束的“玉音”也没有终结饥饿，粗略估计，在战后三个月里，仅在东京，就有超过1000人死于营养不良。对食物的渴求很容易将人贬低为只有肠胃和嘴的低等生物。没有人会指责从有钱人宅院里偷小猫小狗烹食的流民，一家鼠患成灾的旅馆老板不得不放弃了投放毒饵的做法，因为很多饥不择食的人会抓起这些毒饵塞进嘴里。一些城里人相信乡下会有多余的食物，他们会为了一个南瓜、半个白薯而将自己的手表、和服、珠宝统统奉上，很多农民也乐于趁火打劫。一种名为“洋葱生活”的生活方式就此诞生，意思是指城里人为获得食物不得不一边像洋葱一样层层脱下自己的衣服，一边像被洋葱辣了眼睛一样流泪。

　　有些人干脆就以脱衣服为生，在曾经繁华的商业街道上，每当夜色深沉，穿着暴露的妇女就会在晦暗的路灯下走来走去，向每一个过往行人暗送秋波，为的仅仅是一顿果腹的食物。这种可耻的皮肉生意竟然也存在着某种组织性，银座的一个极道大佬是个看起来知书达理的女性，因为对这些“夜女”“公平”地安排“生意”和分配“工资”而备受爱戴，当她在一年后不得不在政府的严令下放弃这段生意时，无数曾经受过她“恩惠”的女子感激涕零，潸然泪下。

　　黑道所操控的不仅仅是皮肉生意，更几乎支配了整个食物市场，尽管大米的价格比官方配给价高出30倍不止，但仍然抢手。许多从战场浴血回归的老兵特别适合从事这份“职业”，在全日本超过15000个黑市里，到处可以见到穿着“败战服”和“败战靴”的退伍老兵，他们中，尤以年轻的前神风特攻队员为最，这些小伙子认为自己不过是自杀任务的孑遗，死生早已置之度外，因此做起黑道买卖肆无忌惮，剜眼刺心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饥饿，在这个战败的夏天，日本的民众想尽各种办法去面对现实——已经回不去的家，已经无法重见的战前生活，已经崩塌颓废的道德体系，还有那个曾令上亿日本人真诚相信如今却在炎炎烈日下熔化的“大日本帝国”的幻象，这一切都化为一种最无奈、最迫切的欲望，那就是活着。

　　语言转变背后的罪恶与无奈

　　活着，在那个战败之夏，是一种特殊的技艺，至少要学会一门技能，那就是会说“Thank you”和“Excuse me”。而在战争时期，日本人只要会说“Yes”和“No”就可以了。

　　小说家野坂昭如在他的《美国羊栖菜》里如此讽刺地描述了一位历史教师教给他的学生们如何理解从“Yes or No”到“Thank You”之间的剧变，但学生们却觉得老师是个撒谎大王，实际上，在孩子的心目中，这场战争也是。野坂昭如的小说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其实也充满这种讽刺，小说中的主人公俊男和他的同学发现了一个美军飞机投下的板条箱子，里面黑乎乎的干叶片让他们以为是美国的“羊栖菜”，直到这群饥饿少年以装腔作势吃西餐的样子把这东西塞了一肚子之后，才知道这些令人作呕的“羊栖菜”原来是红茶。

　　美国羊栖菜确实令人倒胃，但是美国大兵手里的巧克力、糖果和牛肉罐头却足以吸引这些临近饿殍状态的人纷纷上前，用刚学来的洋泾浜英语向挥手微笑的美国佬说：“Gibu me Shigaretto，chocoreto，San-Q”（给我香烟、巧克力，谢谢）。日本民众对美国人是如此欢迎，以至于当美军抵达东京时，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宪兵不得不用警棍强行驱散民众才让挥手微笑的美国大兵们通过。而仅仅在几天前，厚木航空队的飞机还在空中散发传单，号召民众与“鬼畜米英”战斗到底，一位教师甚至告诉学生，美国人如果占领了日本，会阉割每一名日本男人，强奸每一名女人，还会把五岁以下的小孩儿拿去喂军犬。

　　但到8月22日，美军先遣队的飞机在厚木机场降落时，前来迎接的人们却被惊呆了。机舱门打开时，下来的是日本人见所未见的汽车——吉普车，让很多在场的日本士兵大感惊奇，从此，吉普车成了日本人最先着迷的美国事物之一，一家报纸甚至以《吉普车何物》一本正经地发表了文章。一首名为《吉普车在奔驰》的歌很快流行开来：“轻盈车身多么漂亮，手握方向盘我心舒畅，行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唱到结尾时，一定要带上东京腔的洋泾浜英语才够正宗：“haloo！haloo！”（哈喽！哈喽！）

　　许多日本人瞬间成为了美国的忠实拥趸，即使是出于实利主义的目的也是如此。美国有巧克力、有香烟、有吉普车。在以勤劳著称的日本人看来，拥有发达技术的美国人工作效率也令人钦佩，“操作手嘴里叼着香烟，哼着小曲。一台机车不到一天工夫清理出来的场地，相当于神奈川县动员一千个劳动力，干三天才能清理出的废墟”。败在这样的对手手中，日本人不仅心服口服，更觉得是一种荣耀。更何况这些美国人除了物质外，更带来了一个日本前所未见的精神武器：“民主”，或者按日本人欢乐的叫法：“Demokurashi”。

　　“民主真伟大！最高司令官真伟大！”这就是上千万日本人眼中，给他们带来和平民主之光的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形象，其叼着他那出名的麦秆烟斗，从飞机上缓缓而下的形象，已经在当时日本人心中成为了一位新的天神，将“Demokurashi”馈赠给这个战后废墟般的国度。

　　尽管美国人被视为救世主，但其实就在这些“解放者”登陆的那一刻，救世主的阴暗面就已经显现出来，野坂昭如在他的小说中没有提到的另一句日本流行的洋泾浜英语：“Taku you tu me sistu”，意思是“带你去我姐姐那儿”。这句话的意思不言自明，但令人惊悚的是，它实际上出自一群小孩儿之口，他们才十岁上下，就已经具备了一个皮条客的潜质，因为大人亲自上街去拉那些美国大兵与自己的女儿进行这种以身换食的可耻勾当有被逮捕的危险，所以才将这种邪恶的任务教给他们尚未成年的孩子。但同样可耻的是，很多美国大兵对此欣然领受，在享受缩在墙角的青涩少女时甘之如饴。

　　日本人暗中不得不半公开承认的是，早在美军刚刚登陆的8月30日，就发生了两起美军强奸日本妇女的事件，这倒不是出于什么“胜者心态”，而完完全全是长久以来压抑欲望的表现。面对这些丑行，很多日本人不得不咬牙切齿地将其作为“美国方式”的副产品接受下来。日本政府则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捍卫广大妇女的贞操。投降三天后，内务省就向全国警视厅发送密报，要求其“以最大限度的谨慎”为即将到来的占领军安排“慰安设施”。

　　这是注定龌龊的勾当，但在日本政府鼓吹下，这些以自己的身躯抵御占领军蹂躏良家妇女的行为是“为护持国体挺身而出”，将被征募加入“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女子们比做日本开国时服侍第一任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爱国妓女阿吉。

　　这些被征服侍美国大兵的日本女子，倒是从这些慷慨的恩客手里得到了巧克力、糖果、蛋糕、金钱，甚至是口红和尼龙丝袜，但在国内，她们为国献身的精神受到的却是一片斥骂。人们辱骂她们亵渎了大和民族的血统，为了巧克力而献身鬼佬。在一部战后的小说里，丈夫出征，只留下妻子。为了生存，妻子不得不向占领军卖身，以养活全家老小，但战后的某一天，丈夫回来了，妻子向他满身创痕地丈夫坦白了自己的委曲求全，但得到的却是一顿暴打。尽管最后两人重归于好，但这种道德上无可奈何的陨落、战败的自卑和无奈，以及从绝望中强迫爆发出的希望，绝不是一句“Thank you”或是“Excuse me”所能抹平的。

　　暧昧和平主义的可怖之处

　　当1945年漫长的夏日终于过去时，无论是日之丸还是星条旗，日本人已经学会同时欣赏两种旗帜的美感，而不是用一个去否定另一个。关于如何调和这种矛盾，永井隆应该最有发言权，当这位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在辐射的病痛中挣扎时，他似乎发现了战前和战后、神道日本与民主日本的连接点，那就是一种“原罪”的净化。

　　在他看来，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一种“原罪”，而日本人在战后所受到的种种苦难，正是这一“原罪”的代价，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也是日本所要经受的原罪之一。但这两颗原子弹却比其他苦难更具神圣的意义，因为广岛和长崎数十万人的惨烈的死亡，日本发动战争的“原罪”被“净化”了：“难道长崎不是被拣选的牺牲，正如没有瑕疵的羔羊被宰杀，作为燔祭被呈上神坛，以救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国家的原罪吗？”

　　按照永井隆的观点，东京大轰炸的惨死、战后的饥馑、甚至包括那些被美军凌辱身躯的女子，都是日本净化“原罪”的方式，战争本身就是“施害者”，是“原罪”本身，而一亿日本人则以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死亡洗清了原罪，使日本重新变得纯洁和神圣。

　　这种说法看起来相当怪诞但是当永井最后得出和平主义的结论时，却得到一片叫好。这也是日本政府“一亿总忏悔”的真谛所在。1951年，当永井隆戴着“长崎圣人”的光环去世时，他的观点已经为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所接受。从某种角度上看来，这似乎是件好事，但实际上，正是这种暧昧不明的和平主义，使日本由战争的施害国变成了受害国，在这种逻辑下，唯一的施害者是战争，而国家则是战争的受害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像鹤见俊辅所发现的那样，将罪行平等地分成一亿份，看似公平合理，但这等同于发动战争的军部和街头卖烤红薯的小贩承担同样的罪责，而这种罪责碎成一亿份分到每个人头上，几乎每个人的头上等于是零。

　　这也是这种名义上和平主义的真实可怖之处：它将日本装扮成受害者，将罪责通过平均分配而消解，战争是“原罪”，但却可以通过牺牲来“净化”，这种观念甚至比公开叫嚣战争无罪的右翼人士更加具有腐蚀性，也更加危险。

　　在经历了漫长夏日的狂热之后，如果在秋天收获的是这样的战争之果，那么，显然，1945年的战败之夏，就成了又一个轮回。就像一名叫今川伸弘的普通日本银行职员所说的那样，此时距离那个战败之夏已经过去数十年，这名24岁的年轻人从未经历过战争，也没有见过战败的惨景，但他渴望知道真相，因为“如果我们松懈自己不做这一努力，有一天，另一代日本人会重复同样的错误”。

　　“如果这样，今天就不能再称为‘战后’，或许已经再一次变成‘战前’。”这名职员说。

　　B06-B07版撰文/新京报特约撰稿 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