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

　　伍

　　战争影像

　　Google在2008年底将《生活》杂志近千万张照片发布在网络上，无意中打开了一个隐秘的抗战影像世界。从穿短裤打草鞋、一手托枪一手挥蒲扇行军的士兵，到蹲在南宁残垣断壁中哭泣的妇女，再到重庆防空洞里苦中作乐滑旱冰的青年，从没有人看到过如此丰富而多元的时代光影。在《生活》摄影师的镜头下，正襟危坐的大人物也变得鲜活起来。工作中的周恩来领带揉成了一团，脸上满是胡茬；抗日名将马占山比那些肖像更贴近他本人的自诩，“妈巴子，黑瘦瘦的！”

　　这些照片在网络上引发热潮，反衬出抗战影像纪录的单调和稀缺。在这种背景下，1937年失踪的战地记者方大曾，和他用镜头记录下的绥远军民百态更显得弥足珍贵。□王戡

　　被遗忘的战争

　　方大曾生于1912年，是祖籍江苏无锡的北平人。他家境殷实，足以支持摄影这种当时属于奢侈的爱好。中学时期，方大曾用母亲给的7元大洋买了一架蔡司折叠相机，从此开始摄影生涯。1935年从中法大学毕业之后不久，他和朋友组建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开始向《大公报》《益世报》《大众周刊》《世界知识》等报刊提供稿件和照片。

　　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方大曾赶赴前线采访，写出了《绥东前线视察记》，拍摄了大量照片，并结识了范长江等一批名记者。2006年3月，这些历经磨难幸存下来的照片底片被方大曾的亲属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2015年7月，国博藏品保管二部图书室主任杨红林以这批照片为基础写成了记录方氏行程、梳理照片背景和拍摄脉络的《绥远1936》。

　　1936年的绥远抗战几乎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和长城抗战相比，相关的专著和文艺作品少得可怜。这或许与交战对手是伪蒙古军而非日军有关。但在当时，作为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蚕食中国的新举措，绥远一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也吸引了初出茅庐的方大曾。

　　绥远抗战规模不大，但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战事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抽调中央军第13军汤恩伯部进入绥远，准备应对日军直接出兵干涉，甚至还准备对退回察哈尔的伪蒙古军进行反攻，但因西安事变爆发而结束。二是战争中反正的伪军官兵击毙了担任军事顾问的日军大佐小滨氏善，这是“七七事变”之前日军阵亡于中国战场仅有的3名大佐之一。

　　方大曾的镜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特点。他拍下绥远抗战的指挥官傅作义将军和晋绥军将士，也把汤恩伯及其第13军官兵定格在胶片里。照片中，被缴获的日本汽车车牌上，有一面日本国旗和九个字“关东军陆军特务机关”。还有一张照片尤存深意，这是一座庆祝胜利的牌坊，挂着一组对联，上联是“庆委座安回首都重兴民族大业”，下联是“祝健儿收复失地一血千古奇耻”。

　　消失的省份

　　《绥远1936》的作者杨红林盛赞方大曾“经历甚至比罗伯特·卡帕还要传奇”。如果以卡帕“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来衡量，方大曾的绥远抗战影像并不能算满分，但这些照片的意义并不限于军人和战场，还在于他为一个消失的省份留下了难得的影像。

　　绥远省是蒙古族聚居地，在民国时代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盟旗制度、王公贵族和喇嘛教信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外来文化彼此交融，但一直不是摄影家们关注的对象，只有方大曾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壮观的喇嘛庙和白塔，小巧的天主堂，送物资的农民，留守寺院的喇嘛。举行大婚的蒙古王公，从头到脚与清代毫无两样（P136-137），而省会归绥的大会堂上挂着“绥远省公务员责任节运动大会”的横幅（P129），和当代行政机关如出一辙，形成强烈的对比。拍摄方大曾事迹的纪录片工作者熊文平、冯雪松评价“在照相术还很年轻的时代，那种关心人、关心人类生存环境的理念就扎根在小方的心中，所以你看到了黄河上的纤夫、缝穷者、挖煤人、乞丐和浴血的士兵，而没有风花雪月和美女”。

　　方大曾留下了照片，却没有图注，让杨红林十分遗憾，只能以部分当时刊发的照片为基础类推其他照片的情况。同样的事情在摄影史上屡见不鲜。金陵大学教师孙明经在抗战期间两次深入西康，拍摄了大量当地居民的生活图景，也因没有留下图注，后人整理出版时只能靠推断来标注。西康与绥远同样位于边陲，同样聚居着信仰藏传佛教的居民，同样在1949年后被撤销建制，又同样被摄影师留下了没有注解的影像记录，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

　　失踪的摄影师

　　身处危局中的华北，方大曾的镜头自觉地对准了中日关系这个主题。绥远战事之外，他还曾拍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下光怪陆离的景象，猖獗的走私贸易、挂满胡同的洋行招牌和妖冶的日本妓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致信范长江，说“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我还有许多摄影材料工具不能带出来，我现在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我想找一家报馆作战地记者，请你代我找一岗位”。

　　在范长江的联系下，方大曾成为《大公报》等报刊的特约记者，开始了真正的战地记者生涯。他奔走于大同、石家庄、保定，写下了《卢沟桥抗战记》《从娘子关出雁门关》《血战居庸关》等文章。关于卢沟桥抗战最著名的几幅照片便是出自方大曾的手笔（P184-185），至今仍被课本所沿用。据杨红林考证，李公朴留下的相册中，署名全民通讯社的部分抗战题材照片，也有很大可能是方大曾的作品。

　　1937年9月保定失守，方大曾退到蠡县，于9月18日发出了《平汉线北段的报道》，刊载于9月30日的上海《大公报》上。没有人想到，这成为方大曾最后一篇作品，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条确实的消息。他的生命定格在了25岁，是第一个牺牲在战场上的摄影记者。他的朋友范长江、陆诒都曾写文章怀念，他的家人一直希望哥哥能够归来，但都落空了。

　　1949年，指挥绥远抗战的傅作义将军，率领他的部队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1954年，绥远省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失踪的方大曾却以另一种方式重现——他留在北平家中的部分底片历经战争的摧残和“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在胞妹方澄敏的争取和保护之下留存了下来。1994年，台湾摄影家阮义忠就在《摄影师》杂志发表了方大曾的部分作品，引起了很大反响。作家余华评论“方大曾的作品像是30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所有时代的遗嘱”。2000年，《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出版。2002年，方大曾摄影作品展在成都举办。2014年，《方大曾：消失与重现》出版。时至今日，他的作品还被研究、被讨论。方大曾用照片凝固了战争中的百态，这些影像却让失踪的方大曾得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