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遗孤的见证

　　陆

　　和解的历史

　　走在大街上，73岁的中岛幼八先生看起来和一般的中国老人无异，假如开口说话，更让人不会怀疑——因为他说一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他还有一个中国名字：陈庆和。这位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遗孤，在黑龙江的一个小镇沙兰和他的中国养母以及先后三位养父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记录了他记忆中的中国岁月和返回日本后的零星篇章，也记下了战争如何携带两个国家复杂萦绕、难以割裂难以言说的纠葛，镌刻进一个普通个体的生命旅程。

　　开拓团的遗孤

　　中岛幼八出生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43年5月，刚刚一岁的中岛幼八在母亲的怀抱中登上了从新潟港起航的“白山丸”，向乐土——中国出发。同行的人回忆，1941年刚刚建造起来的“白山丸”，浅绿色的船身上从头到尾画有白色宽线条，像是驶向幸福的箭头。但刚上船，喇叭就播出注意事项说，不久前下关釜山航线的渡轮“昆仑丸”遭到鱼雷的袭击而沉船，希引以注意。中岛幼八的母亲抱着孩子，听了广播后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中岛幼八的父母是应征日本开拓团来的中国东北。日本开拓团是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所谓“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的产物，从1936年到1945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为7万户、20万人的“日本开拓团”，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东北。中岛幼八的父亲报名参加的是第十次长岭八丈岛开拓团。

　　开拓团一行在朝鲜清津登陆，随后走陆路越过国境，进入牡丹江省安宁县安家落户，团员们被分散到八个村子。在1945年1月的信中，中岛幼八的父亲在写给外甥远藤清长的信中这样写道：“今年成立了水田班，定了一个三十万平方米的水田计划。我自己也想搞个十分之一左右，大约三万平方米、两万五千平方米的旱田计划。”但这年7月，他就接到了征兵令，留下了怀孕六个月的妻子，三岁的儿子中岛幼八和八岁的女儿中岛三子。

　　一个月后，苏军参战，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和苏军交涉后，开拓团的人们被允许回驻地过冬。中岛幼八所在的开拓团一行五百多人回到沙兰镇。但生活依然十分艰难，饥饿，疾病，严冬，每天都有两三个人入土。濒临绝望之时，中岛幼八的生母将他托付给了沙兰挑担的小贩老王，让他帮寻着人家领养。瘦得皮包骨头的中岛幼八熟睡中被放在肩挑担子上，送到了当地的人家。

　　中国的恩人：养母的回忆

　　十五年后，这艘白山丸运载着一批中国遗孤，回到日本。中岛幼八是同行五百多人中年纪最幼的一个。在日本出生，在中国成长，16岁时回到日本。中岛幼八坎坷的经历自一开始就打上了强烈的战争的烙印，但中国养父母，特别是养母的温暖记忆，是他一生的牵挂。

　　中岛幼八的中国养母是旧时的接生婆，不知接生了多少孩子，她知道生命的可贵，并不富裕的良善人用无私的爱收养了这个日本孩子。

　　其实货郎担原本送给的人家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但看着哭得惨烈，瘦得病殃殃的孩子，这对夫妇放弃了。人群中一位叫孙振琴的中年女性把孩子抱了过去：“这条小命多可怜，好不容易生下来，连活都活不下去，这叫什么世道。你们不要的话，我拉扯！”就这样把中岛幼八抱回了家。

　　中岛幼八被抱回去以后，养母细心喂养这个被饥馑摧毁健康的孩子。“我的肚子消化不良鼓鼓的，我妈就用手天天给我揉肚子，她揉肚子的动作、手感现在还留在我的身上。”中岛回忆，“从小她这么拉扯我、体贴我，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这么养活着。从死亡线上抢回来了。”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在书中回忆养母的部分，作者情不自禁地会用“我妈”来称呼，在提到日本的生母时，必是“我的生母”的字眼。

　　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岛的第三任养父，人们叫他驼背的老赵头儿。老赵头儿在天津当过码头工人，后来拼了命闯关东，到东北的偏僻乡下，给日本人当长工，这个养父会给他解释羊羹好吃，会给他做天妇罗，这都是在日本人家学会的。不久，日本战败，苏军进入牡丹江地区。老赵头儿打工的那家，父亲被苏军押到西伯利亚，杳无音信，生死不明，母亲在冬天病饿死去，扔下了三个孩子。驼背的老赵头儿挺身而出帮三个孩子把母亲埋在冰雪里，又给三个孩子分别找到活路。

　　“不少孩子在战争的混乱中丧生，而幸存的这些孩子，之所以能够活下来，若没有中国的恩人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何有此生”这一书名的来源。战争中最可珍惜的部分之一，是在国仇家恨面前往往秉承着最本真人性的那些人，历史的纠葛常常在人性力量前失色。

　　归国：我想中国的家

　　1958年，中岛幼八跟随最后一批归国日侨聚集在天津。这些人年龄从十六岁到二十岁，都已不会讲日语。有一位日语老师，每天教他们练习“啊伊乌诶噢”，教他们日常用语：“我是日本人。”“我不会说日语。”“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天津逗留期间，归国者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条“归国日侨”的布条，很显眼，无论去哪里购物都能享受八折优惠的特殊待遇。中岛记得，回日本前带纪念品，挑来挑去，他买了一套梅兰芳的舞台照和《花木兰》的剧照。

　　这一次归国者是第二十一批，所乘坐的船就是那艘“白山丸”。从1953年开始接送日侨和华侨的工作，因为两国还没有建交，就由两国的民间团体出面，日方的三团体（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签署协议，日方派船负责运输，主要目的是接回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这项工作在这一次后即告结束。

　　下船时，中岛见到了自己已经并不认识的生母。手中打着“欢迎中岛幼八君”的旗帜，眼盯着他，流着泪。回到日本，已然完全不习惯日本的生活。越来越想家，想中国的家，给赤十字社写信，打听去中国的船只，提出要回中国。生母理解他想家的心情，经常用半懂不懂的中国话跟他在纸上“对话”。在他看来，中国的沙兰镇，那是他的老家。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生长背景，让中岛自然而言地对两国的政治事务特别敏感。

　　“当我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最令我痛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侵略战争造成千千万万人的痛苦，不只是受害者的中国、朝鲜及东南亚等各国，也使加害者日本自己的国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这是多么应该刻骨铭记的教训啊！”

　　中岛说，父亲中岛博司，被征当兵，一去无返，据说被押至西伯利亚，又说被押送到塔什干，究竟死于何时何地已无法得知。而中岛九十八岁的生母去世前，患脑软化症，时好时坏，几次挎着包袱，对中岛说：“孩子他爸，下一步逃到哪里去？”把儿子错认成丈夫，似乎还在逃难奔波。

　　中日友好工作的播种

　　在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工作了几十年，中岛幼八见证了战后日中友好协会工作的艰难。1955年，日本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运动，还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上学的中岛参加了华侨组织的反对美国总统访问台湾游行队伍，组织同学天天到樱木町站前向群众呼吁和平签名和募捐，参加8月6日在广岛举行的反核世界大会。践行高尔基“在人间”上社会大学的路径，中岛放弃了上大学机会，正式到日中友协工作。为了健全日中友好协会的地方组织，中岛走遍乡村、城市，深入工厂、大学，发展会员；大型货轮靠岸，组织会员访问中国船只。这些会员中，有日后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的教育系的学生，有恢复邦交后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系学生，都是当年种下的种子。

　　为推动朝野恢复中日邦交，友协组织人大力宣传，贴标语、撒传单、开演讲会、举行国民大会，上街游行、请愿。中岛幼八在回忆录中记下了一个场景：在东京池袋站向过往行人发传单，呼吁早日恢复邦交，要结束的时候，一个戴无框眼镜、身穿双排扣西服、手拄油漆拐杖的阔爷一拐杖打掉了传单，怒气冲天大骂起来。一群人随后就劈头盖脸把他打了一顿，新婚的妻子赶到警察署，看到丈夫脸上负伤，惊恐的表情让中岛幼八至今难忘。

　　1972年秋天，田中角荣首相访华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中日两国邦交终于恢复。通过电视转播，中岛幼八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觉得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拼死拼活争取的邦交恢复了，却好像不是在我们手里实现的，心里有一种奇怪的，难以形容的空虚感。”多年后，在回忆录中，中岛这样描述。

　　中岛幼八做了几十年的日中友好交流工作，曾经在跟团访华时做过邓颖超、廖承志等人的翻译，也曾协助朝日新闻拍摄楼兰科考探险、长江纪录片摄制等工作，经贸翻译更是做了许多年，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关系，是他一直的事业。

　　北京开奥运会那一年，中岛幼八没有看电视转播，那一年老伴、老母在半年之间先后去世，半年之间他办了两次丧事，吃了半年的精神安定药。两年之后精神稳定下来，70岁了，他开始想写回忆录。“我这一生，在中国有三个养父、一个养母，生我的父母亲加上日本还有一个继父，一共有7个人，我想把我中国养父养母的故事告诉大家，我想让日本人都知道中国人善良的心。”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昶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