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2”事故，城市防灾建设要加速

　　■ 观察家

　　城市防灾立法讲了多少年，但重视远未足够。城市防灾减灾不是口号，它反对的是安全文化意识能力的缺失、反对的是常态化安全理性的缺席和责任不明。

　　8月12日晚发生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危化品仓库爆炸，酿成重大伤亡。13日我接受媒体采访时沉痛地表示：它之所以震撼人心，除了它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更让对灾害严重性“无知”的当代城市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当然，它真不该让居民、让消防官兵付出生命的代价。

　　对“8·12”爆炸事故的质疑，又是一次发生在人员密集区的危险化学品事故，问题是截至8月13日傍晚，虽可检测出某些有毒气体比例，但对集装箱的分类尚不清楚，这让人顿生一系列质疑：天津滨海新区不仅是中央批准自贸区，早已是国家高新区，也属智慧型城市，只要有危化品存放的地方，怎么能无档案可查，又何以无灾害风险地图？我们相信天津滨海新区及其危化企业会拿出一本本应急预案，问题是其中有没有危化品分类信息？如果是正常的国有危化品，档案不明属管理岗位职责失误，如果是其他不能说或不明归属的危化品，那背后的问题就更要追问。事故灾难发生后，应急预案是关键，若时至事发近20小时，还不明事故源之性质，暴露出事故应急的漏洞。

　　对“8·12”爆炸事故，我们该作何联想，该如何在寻找“治本”对策中杜绝灾难的重演。首先，它不应该是规划设计者的“原罪”，凡事从设计师身上找原因也是事故调查中的过失，难道它一定不是城市规划管理者错误“批地”建设的结果吗？这让人联想到2003年发生在重庆开县的造成243人死亡的“12·23”井喷事故。剧毒硫化氢的喷出，使深夜中熟睡的村民无法逃脱，事实上，就在白天超过正常值6000倍的有毒气体下也会在瞬间让人毙命，问题是那场大灾难，全国有关部门汲取的教训是，居住地与各类建设要远离高风险源，从已公布的天津“8·12”事故灾害图上发现，为什么危化品放置在与居民区仅600米处，这个堪比定时炸弹的项目“环评”、项目“安全生产”评价为什么通过了评审？纵观全国，前不久安监部门一再高调讲述与2014年同期事故下降的百分数，依笔者掌握的国外防灾减灾年报，从未有评价自己的短暂成绩，这是防灾安全部门的职业道德及法规决定的；2015年上半年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还向社会公布了安监责任状，强调“管区域必须管安全”，问题是口号好，行动为什么如此之糟！

　　令人最为担忧的：全国新一轮新型城镇化规划，在安全减灾上缺少顶层设计。本质化安全设计讲了许多年，我们如何真正落到实用？城市防灾减灾是目标，但它建筑在科学技术新基础上，必须经过自然、社会、技术专家的通力合作。

　　但现实中，不少城市正编研的“十三五”规划只交给“社科联”完成，这是重大的缺陷，按国际防灾界的观点，城市防灾减灾要纳入社科人文因素不假，重要的是必须有以技术科学为先的实操性对策。此外，我还认为：城市防灾立法讲了多少年，至今它尚未成为各级人大高度重视的事。国家虽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但它太宏观，没有实操性，对政府而言，安全是最应保障的公共产品，企业要与社会成为“安全共同体”，要安全生产，更不能惊扰了民众的“安全生活”，这是城市期望的安全运行管理目标。城市防灾减灾不是口号，它反对的是安全文化意识能力的缺失、反对的是常态化安全理性的缺席和责任不明。

　　事实上，我国在危化品上已经形成日益完善的风险标准，何为高敏感区、居住类敏感区都有规定，问题是为什么失责于风险控制，失职于安全审查本身。所以，城市安危迫切需要城市综合防灾立法，因为只有严格的法规与执法，才能让责任人无法逃脱。愿这次天津“8·12”爆炸事故，能给全国城市防灾立法、强化管理诸方面带来些彻底的猛醒和根本的改观。

　　□金磊（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减灾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