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以止杀为第一义(2)

　　（上接B02版）

　　道德精神的力量一直在起作用

　　尽管平克此书原文初版是在四年之前，有的说法或还需要再行分析调整，但这些“归零”的基本事实还是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还是此前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即敌对的两个超级大国克制地没有使用自己所掌握的最强大武器（有一段时间还是仅仅一方掌握核武器）；双方在几十年时间里对峙却还是没有真的打起来；世界上越是发达、收入高的国家越是不打仗了；全球近七十年里连一个弹丸小国也没有亡过，更不要说一个大国了。这的确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奇观。要知道，此前的世界史几乎可以说是一部世界征服史，世界各国的版图不断根据武力的斗争而被改写乃至清除。

　　也许可以说，正是在这最近的七十年里，人类取得了减少暴力的最大进步。我们现在的确是生活在一个总体最和平的时代里，死于人为暴力的人数最少。这是人类迄今取得的最伟大的生存进步，也是道德的进步。由此我们也的确要改变我们的一些过时的重要认知，比如说，认为历史只能用强力和暴力说话，看谁的拳头最硬、武力最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时候可能确实如此，但最近却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变化。还有比如认为大国崛起都必须通过战争，以及“国强必霸”，但这看来已是不再适用的历史经验，是“陈旧的逻辑”。有悠久海盗传统的北欧诸国早在近代就转型为商业贸易为主的国家并持续繁荣，当代统一了的强大德国也没有再对他国和世界构成任何军事上的威胁。

　　平克在指出“人类暴力减少”这一趋势方面的确是很成功的，在我看来，很难否认他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支撑的这一结论。对“暴力为什么减少”的问题上，他也做了相当仔细的分析，虽然涉及原因的问题本身就是更复杂的，探讨因果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其他学者还可以从多方面补充和探讨。而我比较关注的是，在这一暴力减少的过程中，道德有没有起作用？或者说起了什么作用？还有它是怎样和其他因素配合起作用的？乃至一种高调但却虚假的“道德”是否还起了相反的作用？

　　我深信道德一直都在起作用，包括在过去的历史上也是起了作用的。如若不然，世界就会是一个完全弱肉强食的世界，人类也许都不会延续至今了。道德初始的确主要是通过良知、观念和舆论这些比较“柔软的手段”起作用。它总是会通过人们的恻隐之心，通过较开明的人们，包括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舆论，有时是通过有些掌握权力者的内心起了作用，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不断渗透和凝结到制度之中，从而即便在古代，也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柔化和削弱残忍，并一次次将一些社会从濒于死亡中解救出来。但很遗憾的是，在近代之前，道德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也没有形成持续强有力的约束强权、从而也约束战争的制度。

　　而近代以来出现的两次和平主义的浪潮，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浪潮表明：人道思想和权利观念的宣传和普及、社会运动的压力，使强势一方乃至拥有强权者也发生了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而如果说占有强得多的实力和武力的一方主动采取措施来减少和消除暴力，那么，这也一定是内在的道德精神力量起了作用。例如19世纪美国内战最终废除了黑人奴隶制，是得到北方的大多数白人率先倡导、支持，乃至为此捐躯的；而20世纪60年代的少数族裔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斗争取得胜利，也是因为占多数的白人中有许多人支持这一斗争，乃至联邦政府也加入进来。虽然少数族裔自身的抗争也绝对必须和重要，但如果只是族裔之间的实力斗争决定一切，处弱势的少数族裔无论如何也是抗衡不过占多数且掌握优势资源的多数族裔的。还有一些强国不再侵略和征服他国领土，甚至将以前侵夺的领土奉还；更不要说最近“权利革命”的受益者，可以说都是弱势的一方。而她（他）们如果没有来自强势方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其间最引人注意，也最令人安慰的是，以上变化甚至多是强势一方的一些人主动变化，率先变化，这种改变主要并不是因为受到外力的压迫，而毋宁说是受到了内心的压迫，即道德观念首先在一部分人中发生了变化，后来扩展到大多数人，这就是道德的作用了。如果是强势的一方主动让步，甚至主动为弱者呼吁，就一定是道德起了作用而不是强力起了作用。

　　道德理性的进步对暴力减少至关重要

　　平克分析了四个带我们走出暴力，减少暴力的“天使”：第一是移情（empathy），这似乎是一个非道德的中性词汇，但平克也承认，从20世纪40年代这个词迅速流行以来，它就开始具有了一种很接近于“同情”（sympathy）乃至“悲悯”（compassion）的新的含义，即具有了一种道德情感的含义。第二个“天使”是自制。第三是一种道德感，平克在这里没有尝试去区分两种道德：即一种是真正的约束行为手段的低调道德，另一种则是追求完美理想目标的高调道德。但他指出人类会用“道德感作为原谅自己残忍行为的借口”，谈到宗教战争和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再加上个人追求自助正义而杀死的人数，肯定要超过不道德的掠夺和征服造成的死亡。第四则是理性。理性带来了彼得·辛格所称的“扩大的圈子”，人们不断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设人如己。这也是一种使人不断上升、不断提高抽象能力的“理性的滚梯”。

　　我想人的道德能力或可以更恰当地归纳为三种：第一是道德理性，首先是学会以普遍平等、即从所有人能够和我互换的观点来看问题，当然，这个“普遍”的范围是必须不断扩展的，它必须扩展到所有“理性的存在”，扩展到所有人才是真正意义的理性的普遍。第二是道德情感，即同情、怜悯、恻隐之心，这实际是我们道德行为的最初推动力，即道德的源头或发端。第三是道德意志，或者说一种能够按照道德原则或规范行动的能力，由于这些规范主要是否定的禁令，也可以说这种行动力主要是一种自制力。所有这三个方面，即道德的知、情、意的三个方面，可以统称为我们的道德能力。

　　借助于上述分析，在我看来，对暴力的遏止之所以在近代以来取得最大的进步，首先和关键的是人们的道德理性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不再局限于某一狭隘群体之中，而是开始从普遍平等的观点看待全人类，这就带来关怀所有人的“人道主义的进步”和尊重所有人的“权利的进步”。其次，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扩大，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大量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的涌现，人们的道德感情——同情之心也大大地增强和扩展了。最后，法治的加强、国际组织的出现也从制度方面加强和提升了人们的道德自制力。而所有这三方面的道德因素又是相互配合起作用的。

　　暴力的减少归根结底是人性中善端对恶端的胜利。无论如何，暴力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减少了，退缩了，而这种暴力的退步正是人类良知的进步，是人类道德的进步。而且，今天所形成的对于战争、暴力的广泛否定，乃至对某些残暴行为构成了一些普遍禁忌，也说明达成一些基本的道德共识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是有可能的。

　　正如我们从中国历史所看到的，中国自古重视保存生命的思想资源也很丰富，反对暴力，感时忧生的思想从《诗经》的年代就已发端且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思想和知识界，比如在中国先秦的几个主要思想流派，包括儒道墨，甚至早期法家和兵家，都希望尽量减少暴力的战争：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墨子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反战“非攻”，甚至连兵家的《孙子》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我们的确也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早就有很丰富的反对暴力、重视生命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漫长的历史上为什么却仍然战乱不断，不仅制止不了国内外的战争，其他方面的暴力也常常多发或复燃？

　　（下转B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