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以止杀为第一义(3)

　　（上接B03版）

　　道德观念与制度的配合

　　这里的原因可能大致是：中国古代的先贤虽然从来不缺乏忧民伤生的道德情感，但在采用一种普遍平等的道德理性观点的方面却可能有所不足，制度的建设也不够有力，以及过去的世界还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比较崇尚武力的时代。而这也许还说明，仅仅依靠道德意识还改变不了一个强权的世界，道德还必须要有其他配套的因素，还必须浇铸于制度。没有制度的配合，道德仅凭自身还是不可能取胜。暴力突然在近代世界迅速减少，主要的原因可能恰恰就在于有一种道德观念与制度的配合。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转而关注人类暴力减少的环境因素或制度力量，我在此想主要根据平克引述的康德的观点适当再做一些推演。按照时间的大致次序来说，暴力减少的第一个原因大概却要归功于饱受批评的“国家”。在一个人们生活联系紧密、交通方便的地域里，一个统一的、甚至是中央集权的较大国家，比起诸多较小的、封建割据的国家和城邦来说，至少在客观上更能防止冲突和保障生命。在欧洲，这正是最近五百多年来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则发生得更早。但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如果走向极端的个人专制乃至极权主义，它又的确是相当危险的，然而，随着民主化的浪潮，在近百年，尤其近数十年来，民主的大国看来远比专制的大国更能保障和平。甚至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几乎不再发生战争。

　　这是国家所起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经济，欧洲在脱离封建割据的时候，还发展起商业贸易及保护性制度架构，这样，就提供了和平双赢的可能性而不必走向争夺领土和资源的零和博弈。还要提到国际组织，包括跨国界的民间组织却在近年来发展很快，在制止战争和缓解冲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看到制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道德，否定制度的伦理意义。我们也要看到，有些制度的兴起是和道德有关的，是有道德的动机和行为参与发动的；还有些制度本身也就体现了一种道德性，比如民主制度对专制制度的道德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对无法无天的专横统治的道德性；市场经济对指令经济的道德性等等，前者体现了一种将所有人尊重为道德主体和对象、普遍平等自愿的原则。

　　道德都应该以止杀为第一义

　　但会不会还有一种虚假的“道德”、“正义”乃至“高尚”反而会起一种催生和强化暴力的作用？如此我们就不仅要观察暴力减少的原因，还要观察暴力增加的原因。平克列举了五种导致暴力的“心魔”：1、扫清谋利道路上的障碍的“捕猎”动机；2、寻求权力、地位和名望优势的支配欲；3、报复心；4、施虐狂；5、意识形态。追求权、钱、名的前两种动机和纯粹以折磨别人为乐的施虐狂我们姑且不论，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不道德或至少非道德的。这里比较复杂的是报复和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往往是直接以“正义”、“道德”、而且是最崇高的“道德”之名而施暴的。也就是说，在此心魔和天使是混在一起的，或者说，心魔正是打着高尚“天使”的旗号。

　　报复很可能是自身先受到了侵犯，如此报复的行为的确有某种正义性，但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不足和道德标尺在对人对己上的偏差，很可能发生报复对象错误和报复行为过当的问题，人们很容易夸大自己所受的伤害，乃至会预防性地发动进攻以解除自己未来可能受到的威胁。这样，这种初衷有一定合理性的“报复的正义”，就很可能变成一种残暴行为，最后陷入一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所以，追求一种“无限正义”、一种“彻底正义”是有危险的，或者说，是人类试图承担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上帝才能承担的、其实人类无法胜任的工作。所以，当有人说：“想要和平，就先为正义而战斗吧”，平克不赞成这一说法，而是认为“想要和平，就先为和平而奋斗吧。”我认为这后面的理由在于：保障生命的和平恰恰就是最大、最优先的正义。

　　意识形态与群体信仰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为它是总体性的，涵盖范围很广的，往往是追求一种至善的。它们具有一种引导人类的理想主义的意义。但是，如果在这一至善的狂热信仰者看来，这种至善是可以证明所有有助于实现它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包括暴力和欺诈等等的话，它们就不仅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还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内部迫害和清洗。宗教战争以17世纪初欧洲发生的“三十年战争”为例，死亡总人数估计是575万人。而当宗教战争基本消停后，又有意识形态的战争和清洗，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有25万人直接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和动荡中丧命，在其间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中，又有200万-400万人被杀害。更大规模的灾难则是发生在20世纪。

　　故此，我们有必要为道德正名，尤其是给走向现代社会的道德下一恰当的定义。我们不否认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信仰者里有许多真诚和高尚的人们，更不否认人们对高尚人格和终极关切的个人追求的重大意义，但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尤其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无论从个人道德还是制度伦理来说，道德都是应该以止杀为第一义的。道德应当是一个所有人能够共同生存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可以对别人和别的群体发动攻击的高地。道德的一个通俗的概括性阐述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人可能会说，人们的“不欲”多着呢，怎么处理？人欲望什么，不欲什么，的确很复杂，有细微的千差万别。但如果我们是从普遍的或社会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只能处理一些基本的不欲，而这些基本的不欲是可以普遍地观察到的，即人们普遍地不希望自己被无端杀害、被抢劫、强暴和欺骗，尤其是不欲自己被杀害是最为基本的，可以放在第一位。生命如果没有了，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不可杀人”的一个更正面、更全面和更具实质内容的表述是保存生命的道德原则，这一生命原则坚持一是不可暴力剥夺和戕害无辜者的生命；二是应当平等地给所有人提供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那么，在这生命原则内部的两条中，前者不可杀人又是更优先的。而整个生命原则相对于自由权利的原则和经济平等的道德原则，又是居于第一位的。如果借鉴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来说，就是我们对霍布斯有关保存生命的关注和讨论，应当更优先于对洛克有关自由和卢梭有关平等的讨论。

　　这本书对中国来说适得其时

　　我认为平克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来说是适得其时的，因为他不仅抓住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看到了人类一个最重要的进步，给人们以信心；而且，它还可以让我们据此观察我们社会的隐忧，观察我们社会最迫切的问题。

　　中国最近七十年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虽然前期还有政治运动的动荡，但总的说这七十年大致保证了国境之内的和平，而近年尤其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中国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隐患，甚至有时会让人觉得存在着世界上最广泛的观念隐患。上面谈到中国历史上反对暴力、重视生命的思想源远流长，但中国历史上也一直还有另一种轻贱生命、崇尚暴力和权谋的思想流行。刘再复的《双典批判》指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两本《三国演义》和《水浒》，就是相当崇尚暴力和阴谋权诈的。由于长期等级社会的缘故，下层民众的一些基本权益得不到明确的法律保障，加上工业革命之前生产力提升有限，而中国人又重视多子多福，以及历史上的外部环境是尚武的游牧部落，在某些人口大量增加，天灾人祸、内乱外患并行的情况下，生命就会在人们眼里变得相当的低贱，造成大量的生灵涂炭，人口锐减。

　　而在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我们又常常深陷在一种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斗争哲学的迷思之中，好斗、好战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彻底的清理。许多人还在相信把全民、甚至妇女、儿童也卷入进来的“总体战”的“伟力”，有的知识分子也在试图重新论证它的正当性。心中有阴影的人看到世界上到处都是阴谋；心中有敌意的人也觉得世界上到处都是敌人。而过度渲染战争危机反而有可能带来战争危机。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还不时浮现出暴戾之气，在网络上也能够发现许多人们对暴力和强悍的崇拜，对酷刑死刑的迷恋。这些观念的确许多还是停留在口头上，还主要是在民间流行，但如果那一天它们变成一种压制性的主流舆论，变成一种甚至能够绑架政治权力的“政治正确”，那就是真正危险的了。

　　平克的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的书，一本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道德的书，一本促使我们深入观察和思考的书。但我以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还依然保留是一个挑战，虽然作者努力在书中做了解释，认为和传统社会、尤其原始社会相比，20世纪并不是那样糟糕。但是，我们如果将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和一战前的欧洲相比，却明显是一个历史的倒退。所以说，道德的最大进步在20世纪，道德的最大教训也在20世纪。人们心中可能还是会存有疑问：欧洲在前几个世纪已经取得“文明的进程”和“人道主义革命”的巨大进展之后，为什么在20世纪上半叶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低谷？我们目前的确有幸走出了这一低谷，但今后的世界上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低谷，甚至会不会出现再也走不出来的深渊？

　　总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世界的历史，改变一种过于好斗、甚至觉得外敌环伺的认知；我们也需要重新改造我们的道德，改变过去陈义过高、理想过甚的“道德”。我们也需要继续推进，努力解除人类其他方面的苦难，但解除和防范来自暴力的苦难总是应当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因为的确有过这样的理论：把其他的所谓“隐性暴力”、“微观暴力”说得更为根本，更为优先，甚至有人认为为了消除这些借喻的“暴力”而可以使用真实的暴力，乃至必须通过真实的暴力。我这里想再次强调的是，尽量减少和消除对身体的暴力戕害永远是第一位的。道德，以止杀为第一义。□何怀宏